第十章政府间财政关系解析.pptVIP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决定》提“支出责任”，强化了“事”与“钱”的结合。支出责任是财力与事权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任何财力，只有指向具体的事权履行，才会转化为一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即花钱办事的责任。因此，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更利于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内部实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这里的“事权”概念侧重于事权履行或执行权。每一项完整事权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决策权、执行权、支出责任和监督权。由于我国事权划分是按照事权的要素来划分的，在国家层面，即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了“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整体格局，这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相适应的。在地方层面，也形成了“上级决策，下面执行”的事权划分格局。 与这种事权划分格局相适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就变得极其重要。事权履行重心过度下移，容易引发国家治理风险，适度上移事权履行，并相应上移支出责任是必要的。因此，在《决定》中，提出了中央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以及地方事权的划分，就进一步明晰事权履行和相应支出责任指出了明确的改革路径。 优化横向财政关系 在清晰界定不同政府部门事权的基础上，给予各自相应的财力。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的管理优势，对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以及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事权进行清晰界定，特别要减少重复职责，职责交叉既不利于政府施政效能提升，也不利于事后问责，要整合专项资金，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和绩效考评；在此基础上解决预算“碎片化”倾向，让财政部门成为真正的核心综合预算机构。 调整纵向财政关系，适当提高省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 省级政府是一类重要的管理主体，分税制后省级政府对省内公共服务差距的调控能力有限，不利于体制的和谐稳定。未来可以适当对共享税收比例做些调整，增加省级共享比例或适当上移支出责任到中央政府，以增强省级财政自主能力和辖区公共服务平衡能力，并可减少中央过度的补贴所形成的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模糊以及预算软约束现象。纵向收支比例调整必须要考虑到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支出竞争以及税收和支出的外部性问题，将不利成本降到最低。 改革转移支付体制 通过财力测算将既有体制上解下放部分合并或取消； 合并某些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为中央本级的直接支出，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中所存在的弊病； 提高转移支付因素法测算比例，提高分配公式的透明度，加强对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中西部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的绩效考评，增强使用方的责任意识，以避免公共资金的扭曲配置； 探索建立规范的横向转移支付机制； 转移支付要实现中央宏观调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此外，为了保证转移支付能得到足够的增量补充，可以考虑对其他共享税种建立新的返还激励机制，例如对所得税的税收返还，激励发达地区新的增长活力。 改革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吕冰洋 14.5.28） 由于分税制遗留问题的存在，其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目前地方政府职能扭曲、社会分配不公平、经济增长方式固化等问题，均与分税制有着密切关联。 改革前中央财政陷入困境 分税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一环 分税制改革具渐进式特点 政府间权责边界的划分，主要包括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三方面。 但由于客观条件制约，分税制对事权划分基本没触及。并且，中央政府为推动改革，在土地等问题上向地方做出让步。 一是应该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处理。 二是属于地方管理的事项，中央承担较多支出责任。 三是中央与地方的职责重叠，共同管理的事项较多。 最严重的是第一个问题，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等问题。按照财政分权理论，地方政府活动要与其受益范围相对应，如果地方政府活动会使得其他地方受益或受损，那么这项活动就具有了外部性，应由上级政府负责，否则很容易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扭曲。例如跨流域江河治理责任由地方承担，违背了成本与收益对等原则，很难激励地方政府不打折扣地完成目标。 目前，在财政预算内支出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支出之比为15∶85。大量公共事务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是中央政府仅在外交、国防、金融监管支出、国债付息支出四个领域的支出明显高于地方政府。 分税制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分成制”。地方税系设置也不合理，地方税收主要来自对流动性税基的征税，这易破坏税收秩序，并产生恶性税收竞争。 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不能满足支出需要，地方政府财力的45%左右来自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分成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有利于均衡地方财力差距，后者有利于实现中央目标。但是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化、专项化转移支付碎片化的现象明显。转移支付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