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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为撤销机制研究行政执法论文 授益行政的发展源于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自治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源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保障等宪政观念的普及。 行政相对人因授益行政行为的作出得到了某种利益，或者基于对行为合法性的信任而采取了某种行动，达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在客观上便建立起一种信赖关系，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应得到保护，未有法定理由，不能轻易被剥夺。动辄以已经产生效力的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为由而撤销之，将会出现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执法信誉的信任危机，也不利于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长此以往，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故本文拟对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略作探讨。 一、授益行政行为撤销的实体限制——信赖保护原则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内涵 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对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决定时，应充分考虑行政相对人因信赖该行政行为的合法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在公共利益和信赖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时，若信赖利益大于因撤销而获得的公共利益，则不应撤销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而若法律规定仍可撤销，则必须以行政机关对此撤销所进行的补偿为前提。其基本内涵是：经过合法程序，评估实施后对于社会安定秩序的影响，并经过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权衡，如果确实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或者在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才能撤销。信赖保护原则的宗旨在于保障私人的既得权，并维护法的安定性以及私人对其的确信。 （二）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要件 第一，授益行政行为生效且被公众获知，这是适用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前提。因为在此之前，公众虽然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该利益不可能是基于对未生效的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赖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行为的生效且被公开才成为前提性的条件。 第二，公众对授益行政行为的信赖值得保护。对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而言，公众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关键是考察它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有无可归责性，及其有无利用该违法性的不良企图。这主要需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察受益人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二是必须强调的是，此处并没有涉及行政主体的可归责性问题，因为行政主体负有依法行使职权的职责，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出现应承担其无可推卸的责任。三是判断公众有无利用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的不良企图时，应从其知识结构、周围环境、对所授权益的需求程度等等要素进行考察。而对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而言，公众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关键是考察其行为是否具有可预测性。 第三，公众已有信赖行为，且信赖行为具有不可逆转性，其信赖利益值得保护。主要表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赋予行政相对人某种物质利益，而受益人已经给付或作出了财产处分且不能恢复原状，或只能在遭受不可期待损失的情况下恢复原状；或授益行政行为赋予公众某种资格，而受益人依此资格已经从事了某种行为。 第四，受益人的信赖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比较更占有优势、更值得法律意义上的保护。权衡问题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撤销对受益人的影响、不撤销对社会和善意第三人的影响、行政行为的类型和状态、行政行为违法程度的轻重、行政行为作出后的时间长短等等。撤销行政行为将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应撤销行政行为。如果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显然大于公共利益时，可以不撤销行政行为，反之，则可以撤销行政行为，但不能溯及即往发生效力，并必须给予行政相对人合理的补偿。 第五，授益行政行为所赋予的权益，作为新的法律关系的客体已进入流转的，要考虑维护第三人利益和法律关系的安定性、稳定性。南京市民薛国斌将法院已查封的房产转让给潘裕民，并缴纳了税费，在市房产局领取了私有房屋所有权证。后南京市房产局以工作失误造成发证错误为由，依照纠错程序注销了潘裕民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潘裕民不服，遂向法院起诉，经过二审，法院最终撤销了南京市房屋管理局的注销决定。在本案中，作为相对人的潘裕民并没有实施任何违法行为，因此，即便行政机关有权自我纠错，但潘裕民的法律地位不应当受到更为不利的影响。南京市房屋管理局不能将应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责任强加于没有过错的相对人潘裕民。 （三）处理好信赖保护原则与合法性原则的关系 滥用信赖保护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应当无效。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大大限制了授益行政行为的可撤销性，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违法行政行为撤销的数量，因此，它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发生了一定的冲突。合法性原则要求严格地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这似乎是确定无异议的；但是，基于信赖保护原则，是否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应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与人民信赖该行政行为的信赖利益，而非一意维护合法性。合法性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众多原则中的组成部分，与行政管理的总体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