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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编年体与纪传体 蔡佳禾教师教育学院历史师范 摘 要： 编年体和纪传体是史书的两种体例形式，很多人对它们的异同不太了解。由此本文从产生的时间，体例形式，编撰目的，语言叙事，发展的过程，价值和缺点等方面对两种体例进行逐一比较，以求对它们有更清晰地认识，历史文书阅读过程中能对比两者，也是掌握基本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键词：编年体 纪传体 异同 中国史书浩如烟海，泱泱大国文明便蕴藏其中。翻开中国历史的画卷，许多远古事件都还能鲜活地呈现在你的眼前，这得益于史学家的妙笔生花。细看史书，这里有许多分类，编年体和纪传体便是按体例分中的两种，也是史书主要的表达形式，它们存在许多异同之处。 从产生的时间来看: 编年体是我国上古记载史事所普遍使用的一种体裁，是记载历史最简便也最古老的一种方法，故在《隋志》中称以这种体例做史的为古史。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写成的《春秋》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修订，故汉人尊之为《春秋经》，《春秋》的主要价值也正是开创了编年史的体例。而纪传体是由东汉史官司马迁所创造，他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距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从时间上来看编年体比纪传体产生的时间更早，但后世记史多用纪传体这里值得深思。 从体例特点上来看：编年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也就是按照年，月，日，时的顺序来记叙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种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的描述历史的方法，不仅给人已时间概念，而且提供了考察各种事件相互联系的可能，从而了解到历史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各种事件的堆积，这就为研究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创造了条件。纪传体是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体大精思的体系反映了封建等级秩序的结构。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因此从体例上看，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以纵向为主线，后者注重横向的比较。 从编撰目的上来看：仍以编年体著作的代表《春秋》为例，史记中是这样记载写作动机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但是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编年体的另一个代表《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它还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就这两书而言史书的写作目的因时因事而异。 再看纪传体的史书。《史记》的写作目的在太史公自序一篇里便做了详细的阐释① 秉承先父遗志：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