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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盛宣怀紫禁城骑马 * (三)从武昌起义看共和革命的必然性 1.四川铁路风潮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路国有。“……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分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进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尘耗。”“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清政府为什么急于宣布铁路国有 借款并不只是为了筑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筑路，而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公布的1911年的财政预算，岁出为33865万两，岁入为29696万两，赤字为4169万两，再加各省地方行政费3770万两，赤字高达7939万两。解决赤字的办法，清政府只有两条，一是增税，一是借债，而后者是主要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一道奏折说：“财政日窘，外祸日迫，惟有实行借债可为第一救亡之政策。借债乃十年内救亡之要著。” 而向外国借款，就必须有抵押，清政府能够用作抵押的东西已经不多，只有铁路最“值钱”，所以必须把铁路收归国有，以便抵押借款，虽然知道是饮鸩止渴。 盛宣怀说明借款与铁路国有的关系：“四国(按英法德美)借款合同不能销灭，所以提议铁路国有。如铁路不为国有，则借款合同万不能签字。是铁路国有之举，其原动力实在于借款之关系。” 铁路国有政策失当 铁路国有政策出台的时机不当。 光绪和太后病死，袁世凯开缺，已是朝中无人了，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政府既不能领导完成制度转型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也无力维持统治，有个风吹草动就可能引起其倒台。盛宣怀显然不了解这样的政治局势。 收归国有的具体方法不当。 干路当时是指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涉及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股民，其中四川因为有“按租计谷抽收”的办法集资(俗称铁路捐)，所以川民人人是股东。 四川人民要求：公司已用款项，政府发债票抵偿，不必发现金；公司现存款项，政府不得占用，而由商民移用地方建设费用，举办四川航运、银行、教育、工矿等。 而盛宣怀的办法是：现有股票一律换成国家铁路股票，这就是说，政府不承认四川铁路公司已用去的款项，并提用现有存款1000多万，却又不修筑川汉铁路，而移去修筑粤汉铁路。而湖北、广东的商股照本发还。 上海交通大学盛宣怀像 四川铁路风潮 2.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由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和孙武领导的湖北共进会组织发动的。计划在1911年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日）起义。但因为意外发生湖南炮队事件，延期至10月11日。但10月9日上午又发生意外：孙武在汉口宝善里14号政治筹备处装配炸药，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到德国租界的医院治疗。湖广总督瑞澂命令搜捕革命党人。 蒋翊武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筹备处得到消息，决定9日夜12点发动起义。但因时间太晚，出不了城门，命令不能及时传达到炮队，未能按时发动。当晚，蒋翊武等在小朝街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脱。 在10日晚７时左右，驻扎在城内楚望台附近的工程八营响起了起义枪声。按照第八营总代表熊秉坤下午的布置，应在“晚间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即七点钟时发难”。届时，五棚正目（班长）金兆龙持枪以待，被查铺的排长陶启胜发现，陶大叫一声：“你要造反！”上前去扭住金兆龙。金兆龙大喊：“众同志再不动手，更等何时！”士兵程正瀛立即向陶启胜开了一枪，陶负伤逃走，死于家中。枪声一响，全营大乱，“吆吼声，玻璃碎片声，长官弹压声，与夫枪杆串放如珠声，同时并作”。代理管带阮荣发和右队队官黄坤荣持手枪赶来弹压，被程正瀛和徐少斌击毙。熊秉坤鸣笛集合，但人声嘈杂，不易听到，只有40多人跟他出营，跑步向楚望台军械库前进。 楚望台距离工程营1000多米，守卫军械库的士兵已听见工程营的枪声。监视官李克果召集士兵讲话，要他们抵抗“不法匪人”。革命党人代表罗炳顺说：“我等未见一粒子弹，何能抵抗？”李克果就命人打开军械库，搬出两箱子弹，分给士兵，士兵立刻向空中放了一排枪，李克果等军官吓得逃命而去。起义士兵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军械库。 工程营起义士兵陆续到达楚望台，约400多人。熊秉坤发表讲话，宣布起义军为湖北革命军，以攻击督署为目标，以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熊秉坤是工程营党人总代表，但在军中只是一个正目，不具备指挥400多人作战的威望和能力，队伍的秩序渐趋混乱。他正在为难之时，巡哨的士兵在军械库附近搜到工程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1882─1942），武昌人，毕业于湖北参谋学校和军官讲习所。参加过日知会。有比较丰富的军事知识，在士兵中颇有威望。所以许多起义士兵推他作总指挥，熊秉坤也只好同意，自己处于参谋和监督的地位。 攻打总督衙门：起义军在夜晚11时、12时和凌晨２时发动了三次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