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要点.ppt

* * * * * * * * * * * * * * * * *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马太福音，5：16 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 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1899-1992） 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 罗斯巴德 （Murray N. Rothbard,1926-1995） 柯兹纳 （Israel Kirzner,1930-） 奈特 （Frank H. Knight,1885-1962） 维纳 （Jacob Viner,1892-1970） 明茨 （Lloyd W. Mints,1888-1989） 西蒙斯（Henry Simons,1899-1946） 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1912-2006） 斯蒂格勒 （George Stigler,1911-1991） 贝克尔 （Gary Becker,1930-） 福格尔 （Robert Fogel,1926-） 科斯 （Ronald Coase,1910-） 奥地利学派诞生于19世纪后期，诞生于经济学正经历第一次危机的时刻。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围城中展开了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与庞巴维克、维塞尔一起“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之中拯救了古典经济学”（12页），建立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 而芝加哥学派诞生于20世纪初期，诞生于经济学经历第二次危机的时刻。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摧毁费雪（Irving Fisher）的家财，也摧毁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信心。尽管奥地利传统的继承者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极少数预测到危机的人，但他们极端政策主张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支持。而此时以弗里德曼为中流砥柱的芝加哥学派站了出来担当起捍卫自由市场的重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在凯恩斯体系内做研究工作，推翻了凯恩斯体系。虽然，弗里德曼在凯恩斯理论盛行的时期也备受冷落，但是最终，“冷战结束了，芝加哥大学胜利了”（46页）。 我认为，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最重要分歧在于方法论（认识论）之别。 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用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话来说，便是将社会科学的真理化约为个人行为的理论，即“鲁滨逊·克鲁索理论”。因此米塞斯在其两卷本巨著《人类行为》开篇便言，他所论述的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从人类行为出发建构起整个经济理论体系。而个人主义方法论必然带来主观主义的分析路径，从门格尔边际效用的主观价值论开始，主观主义的立场便成为奥地利学奉守的准则。 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事实上已经完全融合到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之中，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从消费者理论出发，推演出整个交换体系的一般均衡，便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 米塞斯的《人类行为》中总的体系，看上去是极端地反对数学公式，反对计量模型。罗斯巴德称为激进的演绎法。正是这一点将奥地利学派孤立了起来，甚至如今的新奥地利学派许多人也反对这种态度。 事实上，米塞斯的体系可以看出受两人影响很大。他的二分法中可以发现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的影子；他的演绎推理则明确是追随康德的哲学。 此外，休谟、斯密等人的思想在米塞斯的《人类行为》中体现无疑。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奥地利学派在整个经济思想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芝加哥学派采取的方法则更加平易近人，或者说更实用主义。 弗里德曼在这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弗里德曼受到的影响很多，米塞斯和凯恩斯都对弗里德曼有影响，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奈特。 弗里德曼的方法是折衷主义的，他不漠视凯恩斯的方法，相反运用实证方法在凯恩斯体系内部展开工作，采用数量分析，运用相近的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尽管这种经验研究的分析路径也存在着大量争议，但是弗里德曼确实是使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凯恩斯模型的错误。 尽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问题所在，（米塞斯和哈耶克最早预测到经济危机）但抽象的、Fundamental演绎推理在世人面前绝对没有简洁、美妙的图表数据来得具有说服力。特别是在当时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下。人们需要特效药，哪怕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最终，在这场方法论之争中芝加哥学派获胜了，数量分析方法成为了当今经济学教育、研究所必须的方法。 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之上。因为他们虽然都是自由主义者，一方却是利博塔瑞，而另一方则是利博斯特。奥地利学派的成员无疑是利博塔瑞，即英语中即Libertarian，翻译过可以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自由主义者；而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