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标尺”还是“乌托邦”？——比较视野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pdfVIP

“正义标尺”还是 “乌托邦”？ — 比较视野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吴泽勇 摘 要 对证明标准制度功能的不同期待，构成了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关键差别。基于职业法官 专司审判的司法组织方式，德国法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定位于法官个人的内心确信；二元制司法组织方式以及 陪审团集体裁决的决策机制，则让英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终落脚于盖然性优势。同样因为制度背景的差异， 证明标准的制约功能仅仅在英美法系获得了较多发展；在大陆法系，人们转而依靠法官的事实说理来对事实认 定加以控制。认识到证明标准的功能限度，对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未来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证明标准；诉讼证明；民事证据；民事诉讼 作者吴泽勇，法学博士，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引 言 基于理论体系完整性的要求，证明标准一向被认为是民事证据法学的基本问题。但国内学界关 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很多时候不是让问题更清晰，而是更模糊了。一方面，这类讨论经常纠缠于 “客 观真实”与 “法律真实”的抽象辨析；另一方面，虽然学者多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界定为 “高度盖然性”，但就此观点的理论渊源，却未给出充分的说明。 当然，这一领域也有代表性的论著发表。李浩教授2002年的论文分析了证明标准的 “主观性” 和 “模糊性”特征，指出了证明标准适用正确与否的判断具有相当的难度。[1]他没有试图回答有关 证明标准的所有问题，但显然已经涉及这一理论的某些复杂面相。既然证明标准是主观的、模糊 的，对于证明标准正确适用与否的的评价是困难的，那么，法律人应在何种范围内、何种程度上依 赖这种标准？张卫平教授2003年的论文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其核心观点是：对于一种具体的、客 观的、外在的证明标准的追求，是一个注定无法实现的 “乌托邦”。 “一种为我们所掌握、适用的， 同时又是外在的、客观统一的、具体的证明尺度……是不存在的，抽象的证明标准只存在于人们的 参见李浩：《证明标准新探》，《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第 139页。 [1] 北大法律信息网 北大法宝 理念之中。”[2]假如张卫平教授并非全盘否定证明标准的功能，而只是给这种功能设定限度— 笔者 是这么理解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延续了李浩教授留下的问题：证明标准的功能限度在哪里？在笔 者看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就此达成共识，那么很可能，你口中的 “正义标尺”在我眼里 却只是 “乌有之邦”；并且，你我之间还无法展开实质性争论，因为我们对言说对象的期待就不 相同。 本文承续李浩、张卫平十年前的研究，重新审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基础性问题，以期为未来 的讨论提供更加坚实的平台。作为本文起点的问题是：什么是证明标准？在笔者看来，这不是一个 语义学问题，而是比较法问题。为了弄清这一概念的内涵，重要的不是考证其在汉语中的语义，而 要考察其在西法中的 “所指”。另外，考察的对象不应是证明标准的规范表达，而是它实际呈现的 制度功能。考虑到两大法系法律制度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规范层面的比较不仅很难期待有太大 收获，而且容易陷入概念、术语的 “乱战”；倒是从另一角度，考察证明标准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 功能和它实现这些功能的方式，较有可能接近对这一概念的完整认识。 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系统比较无疑超出了笔者的能力所及。受资料的限制，本文 对大陆法系的考察限于德国法，对英美法系的考察则以英国法和美国法为主。笔者深知有限样本可 能带来的风险。对此，唯有乞求方家不吝指正了。 一、德国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德国民事诉讼采自由心证主义，由法官依自由裁量，判定某个事实主张是否得到了证明。 “自 由心证主义”中的 “自由”，限于证据评价的自由，即法官在对证据 个（体和整体）的证明力进行 评价时，原则上不受法定证明规则的拘束。证明标准涉及的问题是，何时证明才算成功，或者说， 何时法官才能认定一项待证事实得到了证明。[3]在德国法上，证据评价是事实问题，由法官自由裁 量；证明标准是法律问题，需要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4]因此，关于证据评价，只在有限的范围内 可以提起上告；[5]而就证明标准的适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受上告法院的审查。[6] 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