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伪不明”在我国民事证明制度中确实存在么？.pdfVIP

“真伪制度不明中确”在实存我在国么民事？证明 制度中确实存在么？“真伪不明”在我国民事证明 曹志勋 摘 要 大陆法系强调事实认定的真伪不明状态及其法律适用过程，普通法系则相反。这一差异的形成 与两大法系的方法论研究、民事诉讼的运作起点、对实用主义的态度和陪审制的运用密切相关。我国通说倾 向于大陆法系客观证明责任理论，但立法和司法活动都表明该理论尚未得到体系化运用；相反，普通法系 说服责任的应用更为流行。理论与实践的背离，部分起因于法律真实观的矫枉过正、以纠纷解决为主的诉 讼 目的以及 以二审事实审查标准为代表的程序，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治移植过程中也是常见的。 关键词 证明责任；真伪不明；证明标准；法律真实；纠纷解决 作者曹志勋，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 言 是否强调事实真伪不明状态及其法律适用过程，是两大法系[1]证明责任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大陆法系，事实 “真伪不明” n（onliquet）状态被认为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证据提出的有限性 导致的客观存在，也是适用客观证明责任做出裁判的前提。而在普通法系，这一状态并没有特别重 要的地位，主张方只要无法超越证明标准就满足不了说服责任的要求，在证明结果上即表明事实不 存在。[2]本文将这一差异概括为 证“明责任模式”。大陆法系的事实认定表现为事实存在、不存在 和真伪不明三种可能，后者通过适用证明责任规范得出判决 （“三分式证明责任模式）”；在普通法系 则只有事实存在与不存在两种情形，事实 “未说服即不存在” （“二分式证明责任模式”）。对此，我 国学界一般认同前一种观点，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 简称 证《据规定》） 也被认为采纳了这种观点。 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在判决书里认定事实 “真伪不明”的情况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少 得可怜。法官常常采取普通法系的证明责任模式，即在本证方未提出足够证据时，直接认定事实 “不存在”，而不是在判定真伪不明后转而适用证明责任规范。此外，《证据规定》是否确实彰显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 “民商事审判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11BFX12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所指的 “大陆法系”以德国为代表，“普通法系”以美国为范例。 [1] 参见刘哲玮：《论美国法上的证明责任— 以诉讼程序为视角》，《当代[2]法学》2010年第3期，第92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 北大法宝 大陆法系的证明责任模式，好像也并不那么清晰。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在我国法官裁判过程 中，“真伪不明”状态确实存在么？我国现行法确定的民事证明责任模式究竟是二分式还是三分式？ 为什么理论界似乎已达成基本共识的三分式证明责任模式并未被实践熟知？为此，不妨先走近这两 种证明责任模式看个究竟。 一、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明责任模式 一（）德 日三分式证明责任模式 大陆法系通说认为，在证据裁判主义下无论当事人如何竭尽全力举证，在诉讼辩论终结时，法 官仍可能无法就争议事实形成满足证明标准的心证，即在事实问题上留有疑问 真（伪不明） （图 一[3]中B-C段，证明标准在C点）。[4]学者列举的真伪不明出现的条件是：1（）原告提出满足事实构 成要件的事实陈述；2（）被告提出实质性的相反事实陈述；3（）争议的事实主张有证明的必要；4（） 用尽所有程序上可能的合法证明手段，法官仍不能获得心证；5（）口头辩论结束时仍持续这种状 态。[5]一般而言，真伪不明对应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主张方提出的证据本身就无法使法官形成事实 存在或不存在的心证；第二种是在最终做出裁判时，如果单独考虑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那么双 方各自主张的事实都能够得到法官的认定，但由于这两种事实针锋相对以致不可能同时为 “真”， 法官也只能将事实认定为真伪不明。 由于法官无权拒绝裁判，随后就必然会出现此时如何适用法律的方法论问题。大陆法系通说认 为，在事实认定真伪不明时，法官不能通过 “不适用法律”，[6]而只能通过适用证明责任规范得出 不利于本证方的判决。[7]原因在于，传统的三段论推理要求法官只有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才能适用 法律。但是在真伪不明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