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豁免研究.docVIP

反垄断豁免制度研究 张金川 我国当前反垄断法立法在即，但有关反垄断的许多问题尚无定论：如，是否所有的垄断都阻碍经济的发展？哪些垄断具有积极意义？如何界定？……。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对成功制定反垄断法无异具有积极意义。各国的反垄断实践均证明，利益衡量在反垄断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即在限制竞争的行为既有积极经济效果，又有排斥或者限制竞争的损害时，反垄断法就可以网开一面，对此类限制竞争的行为予以豁免。本文即欲对这类需要豁免的行为展开研究。 一、反垄断豁免的概念 （一）关于垄断的历史争议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崇尚完全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 ,这种纯粹的自由经济思想与垄断形态格格不入。尽管他们最早注意到了垄断的存在 ,并最早使用了垄断一词 ,但却对其持普遍的完全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 ,“无论垄断什么 ,都是坏的”。亚当·斯密的解释是 :垄断扰乱了经济本身的“自然秩序” ,冲击了社会经济资源的自由配置或分配 ,使得产量减少 ;一些资源因被用于获取、维持和扩大垄断 ,而造成浪费 ;并且 ,垄断在技术上是低效率的。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世界上先后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其根本目的在于竞争。然而，现代竞争理论已经表明，并非所有的竞争都是有益的，相反过度竞争反而是非常有害的，自然垄断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垄断也并非总是有害的，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在控制企业合并方面也变得日益宽松，这正说明了垄断具有有益性（有效性）， 从世界反垄断的发展趋势来看，虽然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国家也有严厉的一面 ,但从总的或较长时期来看 ,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是从严厉走向宽松。这从近期反垄断合并规制制度可见一斑，一、由严厉走向宽松的法律实践。由严厉走向宽松的趋势首先表现在美国 ,其 6 0年代运用市场结构方法控制企业的做法 ,在今天差不多已不复存在 ,至少结构主义的方法已不是唯一的方法。从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出发 ,美国的司法实践在认定垄断性合并或决定是否对合并进行干预时 ,既要考虑市场的集中度和合并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是否会形成市场进入障碍 ,合并中是否有反竞争的行为 ,合并所产生的效益等因素。最先将这种气息带进反垄断领域的是里根时期任司法部反垄断局局长的威廉·巴克斯特。他于1 982年重新制订了指导联邦政府反托拉斯活动的《合并指南》。在其中 ,他引进了赫尔芬达尔指数作为衡量市场集中度及引起市场垄断程度变化的依据 ,并且大幅度地放松了对企业合并的限制。 1 984年的《合并指南》又在原有合并指南基础上 ,加入了对企业效益、被合并企业的财政生存能力、美国企业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等因素 ,以及需求价格弹性等宏观经济因素的考虑 ,进一步增加了反垄断法执行中的所谓“灵活性“ ,实际上进一步放松了对企业合并的限制。同时 ,1 984年《合并指南》对合并形式采取了横向合并与非横向合并“两分法“ ,以强调只有横向合并才是政策关心的核心 ,1 992年《合并指南》也仅涉及横向合并问题 (这从另一个面反映出美国企业合并控制由严厉到宽松的变化 )。指南还一再强调 ,当局在作出干预时 ,应尽量避免干预有利于竞争或者对竞争无利但也无害的合并。 5年之后 ,即 1 997年 4月 8日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又对《合并指南》有关“效益“一节作了修正。它更明确地承认了企业合并的效益 ,也就是说某项合并即使对竞争有危害 ,但只要能够证明合并的最终结果 ,即它在改进生产与服务以及降低价格方面的效益可以抵销上述危害 ,那么这项合并仍然可以进行。这种放松对企业合并控制的思想已经在一系列合并案中得以体现 ,例如波音与麦道的合并 ,埃克森与美孚的合并。与美国相比 ,德国在控制企业合并方面显得更加严厉一些。但近年来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提高经济效益 ,德国在处理合并事件中 ,也开始考虑企业合并对国内整体经济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及是否能增强本国企业合并在国外的国际竞争能力 ,可否改善市场的竞争条件等相关因素 ,并借助联邦经济部长对企业合并的特批权力及《反对限制竞争法》本身对纵向合并和混合合并缺乏明确干预标准的“漏洞” ,而对企业合并网开一面。如 1 989年联邦经济部长批准戴姆勒———奔驰和ＭＢＢ的合并 ,就反映了德国政府的这种倾向。日本控制企业合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禁止垄断法》 ,由于受美国早期反袭断法思想的影响 ,其企业合并规制制度一开始便以其严厉性而著称。但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 ,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 ,日本政府和执政党也决定对企业合并放松限制 ,修改《禁止垄断法》。〔3〕如果这一修正案通过 ,那么将允许企业自主组建控股公司 ,总资产在 3 0 0 0亿日元以下的控股公司实行完全自由化 ,不需申报。欧盟的态度如何呢 ?对于卡特尔 ,只要有迹象表明它能够限制竞争且不符合第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