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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忧虑 谁为中产阶层说风险 谁来让中产真正强大？ 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情调、品位…… “中产”身上被附着了无数美丽而又体面的标签 现实语境中的中产们根本没有如此的风光？ 谁来为中产抵御风险？ 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 他们还要随时担心，一场病、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波 他们都可能遭受重创，甚至跌入赤贫的深渊 脆弱的中产 你中产了吗？你强大了吗？ 中产者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拥有强大无比的未来，拥有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还只是一个脆弱的幼童。 “脆弱的中产”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四川的成都，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中产家庭，却因妻子患病而几乎耗掉全部财产。妻子去世以后，主人公又回到了工厂，拿起每个月400元的工资。当初他离开工厂玩命赚钱为的是发家致富，现在他戏剧性地回到了生活的起点。 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一场病把“中产阶层”打回原形。 “中产”不是标签 中产者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把“中产阶级”的概念散布全球：一个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靠知识与技术领取稳定且丰厚薪水的群体。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在西方国家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 中产者是些什么人？ 有学者认为，今后10年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的关键时期，培育并保卫中产阶层，就是保卫这个国家橄榄体的稳定和提升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免疫力。 让中产强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 “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他们疯狂工作的写照，工作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 评论家朱四倍认为，从“因病返贫”的层面上看，中产阶层的脆弱来源于社会的脆弱，而社会的脆弱是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显现。要消除中产阶层的脆弱，就要消除社会的脆弱，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当下的选择。 “中间阶层”。由于“私生子”的尴尬位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幸成为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在成为罪犯目标的担忧中，忍受着下层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承担着许多本来无关的误会与责任。 脆弱的中产之世相 中产危机感 “政府在政策和社会保障层面上，根本没有考虑我们这群人，要么考虑富人，要么考虑穷人，根本不管我们死活。虽说这个税是为了打击炒房者，但这样一刀切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就不公平。”Rita说。 对于将来的发展，Rita表示，我们这些人，靠的是能力吃饭。“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但有时还是感到迷茫，就是那种掉在水里，抓不到东西的感觉。” 虽然在物质层面暂无忧虑，但李阅还是难有安全感。一方面是律师职业特点注定的不稳定风险，行业、企业的变化都会带来业务方面的许多不确定性，比如今年客户量充足，明年却不可预期。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包括医疗、意外事故和养老等，“虽然有一定的保险，但我不知道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目前买的养老保险金，谁知道几十年以后是个什么样的价值。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几年都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十年，几十年以后。” 脆弱的中产之追问五问李春玲 南都周刊：我们在采访中注意到，中国的中产阶层往往对未来充满焦虑，你的研究中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李春玲：心理是否焦虑，不仅与收入有关系，也和社会保障有关。处于市场化中的中产阶层，风险比较大，由于社会保障这块要自己负责，容易产生焦虑感。 南都周刊：这种焦虑感的产生，中产阶层本身有没有要反思的地方？ 李春玲：与西方中产阶层的发展相比，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太过于功利，太注重个人条件的改善了。买房子、车子、穿名牌、外出旅游等，显得物欲特别强，而缺乏对社会、对他人的关心。 前两天与一个日本朋友聊天，他研究了日本在印度和中国办的企业里内部员工的满意度，结果发现，与印度人相比，中国人满意度较低，薪酬往往要和老板或日籍员工比；而印度人则满意度较高。这可能与中国目前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建立，个人主义、物质欲望膨胀有关。 南都周刊：我们在采访中还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内部也有分歧，比如一些私营企业主反映，现在政策制定的随意性、不明确性对他们的伤害最大，而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则是另外一种看法。 李春玲：这与中国中产阶层还处于兴起阶段有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