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docVIP

第九章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从1977年以来，他就是位于加州斯坦福的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弗里德曼以其货币理论和对自由企业与个人自由的关注闻名于世。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诺贝尔奖。以下的选文是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当中影响最大的作品。选文未作删节。 在他那令人钦佩的大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区分了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他指出“一门实证科学……[，]是关于‘是什么’的系统性知识；而一门规范科学、或称为规则科学……[，]则是讨论‘应该是什么’之标准的系统性知识体系。而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标而设定规则体系，则是一门艺术。”他继而评论道：“此二者的混淆甚为普遍，并成为很多谬误的根源，贻害至大。”他还强调了“把政治经济学认定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的必要性。 本[文]主要关注某些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人们为创立凯恩斯所倡导的“独立的实证科学”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如何确定某一杯提出的假说或理论，是否应当被暂时接受为“关于‘是什么’这类问题的系统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凯恩斯为之痛心的这类混淆仍然充斥在经济学中，并且严重妨碍了人们对经济学可以是、而且部分地已经是一门实证科学的认可。故而，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最好先论述一下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混淆是无法避免的。几乎在任何人看来，经济学研究的那些问题都与他们本人密切相关，而且，他们总是局限在自己的经历与能力的范围内[来考虑问题]。这是经济学中持续不断的、广泛的分歧的根源，也构成了频繁立法的原因。那些自诩为“专家”的人们意见迥异，并且很难说毫无偏见。无论如何，在那些事关紧要的问题上，即使“专家”们众口一词，并且显然是无偏见的，我们也很难不加考虑就对他们的观点照单全收。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似乎是、并且确实是与重要的规范问题，与“应该做什么”和“如何达到既定目标”等问题直接相关的。门外汉和专家一样，不可避免地试图改造实证结论，以适应他们所极力坚持的规范性的先入之见，当实证结论的规范含义——或者那些所谓的规范含义——不合其口味，他们就会拒绝接受这些结论。 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或价值判断。正如凯恩斯所说，它处理的是“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它的任务是要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一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作出准确推测，并可以通过衡量它所作出的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来对其表现作评估。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能够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当然，经济学处理的是人类之间的互动，并且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和自然科学相比，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些事实给经济学的“客观性”带来了特殊的困难，与此同时，它也给了社会科学家一系列自然科学家得不到的数据。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足以体现两类科学间的根本差异。 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艺术也不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必然基于对“做某事而不做另一事”所导致的结果的推测，而推测则必然或隐或显地基于实证经济学。当然，政策结论和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独立的规范经济学了。两个人也许对某个特定立法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意见一致，但其中一个会认为总体而言它比较令人满意，因此拥护这项立法。另一个人则感到不满意，因而表示反对。 然而，我想大胆地提出以下看法，即，在当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无偏见的公民之间存在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分歧，主要地根源于对行动导致的经济结果的不同推测，从原则上说，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就能消除这些分歧；因为，这些分歧不同于基本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后者最终只能导致争斗。一个明显而并非不重要的例子是最低工资立法。在褒贬纷争的一片混乱背后，存在着一个共识，即，所有的人都应获得“生存工资”，——这个意义模糊的短语在人们的争论中普遍存在。意见的分歧主要源于人们在推测方面的或隐或显的分歧，这些推测的分歧，主要涉及“最低工资立法”这个特定手段在实现人们一致同意的目标的功效如何。支持者们相信（或推测），法定最低工资能够提高那些工资在最低工资线以下的工人的收入，同时提高某些工资在最低工资线以上的工资的工人们的收入，而不会引起完全失业人口的增加或就业条件的恶化等消极作用，因此可以消除贫困。而反对者们则相信（或推测），法定最低工资将使失业人数增加，就业条件恶化，抵消了这项立法带来的就业者工资增加的有益影响，使贫困情况更加严重。人们对于该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