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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人文精神的讨论 第一节 人文精神讨论概况 人文精神讨论发生在90年代初期,这是90年代波及面最广的一场大讨论,其触发点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文学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其主题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和精神立场问题。 一、人文精神讨论的起因 引起这次论争的一个首要原因是90年代的商业潮流对于文学和知识分子传统道德价值理想的冲击,爆发了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在1993年,汹涌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进一步冲击着文化、文学领域,使得严肃文学的“处境更为艰难”。这一年引起文坛内外注目的是长篇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陕军东征”现象;王朔的“玩文学”的主张在文学界掀起波澜,通俗文学和休闲文学流行。正像王晓明等所看到的: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而纷纷“下海”的人越来越多。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公众真正关注的并非文学而是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 持这种意见的张宏、徐麟还认为,这种文学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媚俗”(主要是以取悦公众为能事),另一种是“自误”(以“玩文学”的方式自娱自乐)。两位论者在谈到“媚俗”文艺现象时,特别例举了王朔的小说作品和张艺谋的电影作品,认为前者以“调侃一切”迎合大众的看客心理,后者以价值取向上的陈腐性博取外国的欣赏者,两者在“游戏”的根本点上殊途同归。 正是这样的商业主义的冲击使古老中国的文学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那些以艺术尤其是文学作为心灵归宿的知识分子心态失衡,从而爆发了文学危机和人文精神危机。 二、人文精神的讨论爆发 这场讨论最初是由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引发的(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在对话录的开篇,论者就明确地提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对话者证明文学存在危机的根据还包括:王朔以“调侃的姿态,迎合了大众的看客心理”,嘲笑了“被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的价值指向”;张艺谋的电影“使用了在中国人看来最具现代性的技巧,所表现的却是中国文化最陈腐的东西”,“这正是人文精神的全面丧失”;1987年以来被称为“先锋”或“前卫”的作品,“暗合了知识界从追究生存价值的理想主义目标后撤的思想潮流”;新写实主义“也同样反映出作者精神信仰的破碎”等等。 这一对话很快就吸引了文学界、知识界诸多文化人的介入。《上海文学》在“批评家俱乐部”的专栏中相继发表了对话录或笔谈,《读书》连续五期发表总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对话,《钟山》开始连续发表《新“十批判书”》,此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作家报》、《探索与争鸣》、《文艺争鸣》等报刊都组织了热烈的讨论,讨论延续达两年之久,直至1996年余波犹在。 1. 讨论的第一个阶段是围绕着对于当前文学的状况和人文精神的估价而展开的:即当前文学和人文精神是否出现危机。 ⑴、文学是否出现危机。 如何看待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自然成为争鸣的一个焦点。 ①白烨、王朔、吴滨、杨争光等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对话录中表明不同意当前文学和人文精神出现危机。(白烨、王朔、吴滨、杨争光:《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上海文学》1994年第4期。) 白烨等人认为自从文学走向多元化以来,文学本身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最值得肯定的就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目前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文字水平,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个人的水准和整体的水平都相当不错,尤其是女作家的创作,恐怕更是高于其他时期的……包括当前的散文创作,也都高于过去的水平”。至于“调侃也不等于媚俗”,批评者“没有看到王朔创作在文学和文化转型中的积极意义”;张艺谋等的作品对电影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人文精神。 王蒙、刘心武、邵燕祥等作家也不赞同对王朔的批评,更反对把“王朔现象”视为“文学危机”的表征,他们认为“王朔对伪崇高、伪理想、‘德育教授’们的解构,恰恰是他作品中的进步意义”。(参见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第5期;邵燕祥、钱竞、何西来、刘心武、杜书瀛、白烨:《历史转型与知识分子定位——“北戴河对话录”之一》,《钟山》1996年第1期。) ②另外一些作家、批评家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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