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学第四讲解析.pptVIP

第四讲 新文化史学 一、新文化史的兴起 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 三、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 一新文化史的兴起 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国际性潮流，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被称作“新文化史”，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 在方法论上，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而是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从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因果的联系的分析转向文化的阐释；在研究主题上，放弃了或政治或经济或心态观念的单一形象，转而寻求各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推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史学著作。 一新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新史学运动追求的科学性在计量史学的实践中发挥到极致，同时自身所无法消弭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使历史学陷入了新的危机，从而呼唤史学的进一步革新。另一方面，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动摇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传统学术范型的根基，为学术创新扫除了种种旧的藩篱和障碍。这样，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领域内的新探索之一开始脱颖而出。 一新文化史的兴起 1975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埃尔·勒·胡瓦·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村庄中的异教徒的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此前不久，他还宣称惟有计量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并预言历史学在80年代将成为计量史学的一统天下。然而，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数字和图表模型，转而对几百个村民的生存方式和家庭状况以及他们对贫穷、财富、婚姻、爱情、人生等方面的看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他还试图通过这些描述揭示出这个村子的权力体系、它与外界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村民生活和观念的不同影响。这本书的问世立即引起了学界和大众的广泛注意，成为20世纪法国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 一新文化史的兴起 一年之后，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金兹伯格出版了《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他在书中试图为16世纪一个名叫麦诺齐奥的普通磨坊主的怪异看法寻找合理的解释。麦诺齐奥对世界的形成和现世的生活有着不同于教会正统学说的独特认识，并且喜爱到处向家人、周围的邻居和村里的人，甚至面对审判他的教会法官宣讲自己的观点。在金兹伯格看来，一方面，麦诺齐奥的生活经验、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民间文化传统、宗教精英文化等外界环境对他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这个下层人物并不是外界观念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头脑中一个“过滤器”，进行了创造。 一新文化史的兴起 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于1978年面世。此书探讨的不只是东方学这样一个学科在西方发展的历史、演变、特性和传播，而且在作者看来，东方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以东西方相区别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表现为大量的作家接受了这一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与社会分析的基础。在更隐蔽的层次上，东方学还被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方式，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性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在这里，东方学是交织着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的多层次复合体。 一新文化史的兴起 对于这样一些在不同国家先后出现的史学作品，最先从理论上加以全面分析和肯定的学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1979年，他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他虽然没有用“新文化史学”(而是使用“新的旧叙事史”)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以新的文化理念为取向的新史学潮流，但他的具体分析已初步揭示了这一新潮流的特点和意义。斯通的文章指出，新的历史写作侧重于叙述个人的历史或某个重大事件的历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发现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且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即“从围绕人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来自于经济学、人口学转向来自于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来源从主要接受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影响转向主要接受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关注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人，从对历史变化的分层的、单因果的解释转向相互联系的、多因果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则从计量转向个人例证，组织文章的形式从分析转向描述”。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试图对过去的变化作出连贯的、科学的解释的结束” 。 一新文化史的兴起 1989年，美国学者林·亨特等人第一次以《新文化史》为书名主编了一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