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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剑桥”浙江大学 毕唐书1944年10月25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在当时浙江大学的所在地贵州省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的科学盛事。李约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他在为师生作“战时和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从此，浙江大学开始以“东方的剑桥” 著称于世，她在中国以至世界学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 　　 浙江大学“东方的剑桥”的历史地位是与校长竺可桢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没有竺可桢，就没有“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而实际上，浙江大学无论是在竺可桢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地位。由此可见，一名好校长对于一所学校的决定性意义。 　　 对于曾经有“东方的剑桥”之称浙江大学，竺可桢的价值在于他以自身的人格和教育实践，诠释了世界一流大学应有的高度、格局和气象。 　　?一、当年接任浙大校长， 竺可桢坚守“教育独立”这一基本原则，向蒋介石提出三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上虞人。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在美国，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5年冬天，“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影响全国。浙大学生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大会表示响应，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此举引起学生更大的反弹，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师生的共同呼声。 　　 浙江为蒋介石的家乡。为了平息家乡学潮，蒋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浙大训话，但形势依然未能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是广东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被迫辞职后，在陈布雷等人的推荐下，蒋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之外，同为浙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决定之后，蒋委讬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证求意见。蔡认为，最好不去，“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研上，而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夫人张侠魂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的二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持此议。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出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也来函劝说：“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此言不免让竺可桢为之心动。 　　 不久，蒋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竺依然婉拒。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覆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 “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其中关键是第二条。竺可桢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一是基于“教育独立”为创办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二是源自他对自身人格独立的坚守。耐人寻味的是，除了第三条，其他两条蒋介石都全盘接受。 　　 竺可桢曾经在《常识之重要》(发表于《国风月刊》第八卷第一期(1936年1月1日)一文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知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为真正大学教育之常识也。”竺可桢还说，科学并不神秘，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如今国事纷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识造成的。竺长校浙大，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走马上任的。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