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岭协商式民主试验资料.docVIP

浙江温岭协商式民主试验11年 预算监督引入市府 东海边的浙江小城温岭，十一年来坚持一个民主试验：引入民主恳谈方式，让老百姓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特别是政府财政预算的参与和监督。 　　这是一场领导干部的“自我革命”，民主恳谈和财政预算监督实际削弱了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的权力。 　　这里进行的比体制内代议制更先进一步的协商式民主尽管仍然缺乏原生动力，但是它生动地演绎了基层民众参与民主的能力和热情，说明民主并非是高深莫测的事，也并非只是所谓精英的专利。在前任温岭市委书记王金生眼里，“民主恳谈会就是‘民主学校’”。 　　2010年5月28日，上海浦东学院，一群来自越南的学员正在认真听课。主讲人叶海燕，是浙江一个县级市温岭市的市委书记，她讲的，正是温岭市已实行了11年的民主恳谈。 　　在浙江温岭，各个乡镇的财政预算不能再是一笔糊涂账，它必须经过民意代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审核、监督和人大代表审议才能通过。这是温岭市民主恳谈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设计者希冀能以此激活人大的职能来推动民主发展。 　　从农业论坛到民主恳谈 　　一次无意间的尝试，却打开了一条通道。 　　在温岭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看来，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完全是一次无心插柳的结果。 　　11年前的1999年6月，担任理论科副科长的陈奕敏到温岭市试点单位松门镇去指导全省推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教育。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朱从才是一个有想法的干部，他说不想搞形式主义，要搞实际一点，可以考虑搞一个记者招待会一样的形式。 　　陈奕敏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于是他设计了一个群众自愿参加、自由发言方式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民主恳谈的雏形。 　　松门镇提前5天在各个村都贴了公告，告诉农民们有这样一个论坛。但是农民们会来吗？陈奕敏他们心里没底。 　　出乎意料的是，镇政府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200多名自愿前来的群众。 　　不但人来得多，群众提的问题也很尖锐。 　　镇上一个小区的代表问镇党委书记，他们每户交了3000元钱给镇里，是准备搞路面硬化、亮化、绿化工程的，钱到底哪去了。 　　书记当场问分管城建的副镇长，副镇长说确实有这么回事，不过钱挪用到另外一件事上了。书记只得当场承诺，3个月内一定解决好这个问题。麻辣的效果超出镇领导预期，不过却正符合他们想象的效果。 　　当年该镇连续搞了4期，在省里赢得了好评。市领导很高兴，当年就在全市多个乡镇推广。不过，效果各有千秋。 　　不料，到2000年底，松门镇的一位老领导却站出来反对民主恳谈，因为要解决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既要花钱又要花精力。在一些推行民主恳谈的村，部分村干部几乎被村民们围住“批斗”，这在一些村里也受到了阻力。 　　更为糟糕的是，县里一位领导对此也有意见，2001年镇书记朱从才被调走，于是松门镇的民主恳谈慢慢淡了下来。 　　“民主恳谈发展的过程也是存在阻力和障碍的，也是阶段性向前发展的。”陈弈敏介绍说，“温岭的民主恳谈，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话型民主恳谈，主要沟通具体问题；第二阶段是决策型民主恳谈，主要让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管理；第三阶段是参与式预算监督民主恳谈，主要是对政府的财政预算进行参与和管理。” 　　让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 　　2001年四五月，牧屿镇党委书记金小云找到陈弈敏，希望他能给牧屿镇设计一些新东西。当年温岭设立了一个创新奖，这个奖项正是宣传部负责考核。 　　陈弈敏想，是该跳出具体事务的鸡飞狗跳状态了。于是他设计了一种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方案。 　　当时牧屿镇正要建设一个牧屿山公园，镇政府正好拿这个项目试水，贴出通告和草案，欢迎群众自己报名。 　　在恳谈会上，群众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一条路进去太少，比如公园门的朝向有问题，比如里面娱乐场所太少，要搞些卡拉ok设施，比如要恢复山上的一个文物阁楼建筑…… 　　而最令镇领导吃惊的是，与会群众主动提出公园里有坟墓不好，要迁出去。而提出意见者，家里就有亲人的坟在山上。 　　“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迁坟就是个阻力很大的问题。镇里根本不敢考虑这个事情。” 当时在现场的陈弈敏回忆说，群众的参与让他们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镇领导离场商议，然后返回现场把决定的结果告诉群众。 　　在另一个镇潘郎镇，选了两个村的新农村住宅建设作为民主恳谈试点。 　　结果，一个村的方案因为选址离工厂污染源太近被否定，另一个村的村民建议干脆建成别墅的模式，方案作了调整。 　　方案改变之后，村民不管有意见还是没意见，都不会去找村干部和镇领导麻烦，因为大家一起商议过了，大家表决同意了的。 　　群众参与决策，不仅能提供集体的智慧，也能缓解矛盾。 　　2001年和2002年，温岭市青屿乡与江厦乡先后并入温峤镇。为了整合资源，镇政府打算把青屿中学并入江厦中学，并举行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