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价值角度分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设置袁伟平二稿.docVIP

从刑法价值角度分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设置 摘要：从刑法公正与效益的价值分析框架出发，在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设置法定刑进行惩处，能够极大地满足刑法效益价值的要求，因而，立足于效益价值，应当将该种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科以刑罚；但从刑法公正价值出发，由于该罪犯罪严重性轻于贪污、受贿罪，因而也就必然要求其法定刑的严厉性低于后两罪。而同时结合公正与效益价值进行考虑，则根据公正与效益兼顾的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设置具有正当根据；但根据公正限制效益的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设置又必须低于贪污、受贿罪才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法定刑 公正 效益 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没收财产的差额部分。” 1997年修订刑法又将其适当修改，纳入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之中，罪名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即我国现行刑法第395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如下：“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渊源及现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时新增加的一个罪名，但实际上，早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它就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单行刑事立法中加以规定。当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日益严峻，而已有的刑事立法严重滞后，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罪不能罚的现象大量存在，因而，为是遏制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立法机关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吸取了国际社会反腐败实践中通行的贿赂推定原则* ，在刑法中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惩治腐败犯罪的一个“兜底”性规定。[1] 它的制定有力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弥补了我国反贪立法的漏洞，是“从严治吏”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有些学者赞誉其为“惩治腐败的利锐武器”。但是，综观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这把“利锐武器”似乎并不锐利，甚至它成为一些贪官们的“避风港”“保护伞”，成为贪污、受贿罪的附带罪名，更有甚者成为别地方贪污腐败势力自保的“最后一张王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夫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300万元安徽省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孔文因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起诉。公诉机关指控孙孔文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万元，对家中价值约１９０万元财物，孙孔文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据办案人介绍，孙孔文敛财的手段几乎都是“卖官”，速度之快也令人吃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竟比他的受贿金额多出５．６倍，也因此躲过了无期徒刑。犯罪分子深知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较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重得多，因此对自己拥有的巨额财产不是胡言乱语，作虚假说明企图蒙混过关，就是完全闭口不谈，保持沉默，宁愿戴上一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帽子。罪犯往往拒不说明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最后的“挡箭牌”。所谓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实际上很多就来源于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只是由于犯罪分子的狡猾和此类犯罪案件的隐蔽性，涉案的很大部分现金、实物按照现行的刑事证据制度难以查明来源，检察机关查证属贪污、受贿的部分少，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部分多。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非法财产按贪污罪处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设置与贪污、受贿罪相比，明显偏低，因而，使该罪成为腐败的“避风港”，进而，这些学者认为，应当提高该罪的法定刑。甚至某些学者激进地提出，应该“删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罪名，对国家工作人员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行为直接以贪污或者受贿罪论处”。[2] 这些学者往往是立足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的相关规定来对这种进行论证的：我国刑法第395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如下：“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而根据199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所谓“差额巨大”，应在当30万元以上。也就是说，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有在财产数额达到30万元以上才构成犯罪，而且，构成犯罪后，无论最高数额是多少，也至多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与之对照，对于贪污罪、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