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产生及发展要点分析.doc

摘要：村民自治是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模式，基层自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道路上的一大探索和进步。然而，农村“两委”关系问题成为村民自治后选举时期乡村治理中的一个凸显的现实问题。新生的村民自治权和一贯的党组织领导权在农村事务的公共领域产生了摩擦与冲突。本文采用了实地调查法和文献资料分析法对村民自治治理模式下的“两委”关系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阐述了导致“两委”矛盾的主要原因，即权力来源不同、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制度性规定、政策设计的不合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次要因素。理顺“两委”关系的关键在于解决矛盾的主要原因。通过两票制的选举模式综合权力来源的交叉，并严格规范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利范围，不能干涉村委会工作。主要措施在实行的同时辅以其他相应措施，使“两委”关系的发展进入合理化轨道。 关键词：村委会，村党支部，权力来源，制度性规定，两票制 正文： 村民自治的产生 （一）、产生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我国自鸦片战争被打开国门后，在革命救国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找着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经过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我国1949年10月1日建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封建社会被压迫在最底层的人民翻身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制度规定归规定，广大人民群众在经过封建社会的压迫后，在向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过渡还需要一定时间，不是制度法令一经确定就马上形成的。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农业人口也占全国人口的56%，在建国初期，农业人口基本是全国人口的全部成分。农村在经过土地改革、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不断实践与探索后，为更加充分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变化，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由乡党委领导进行生产与活动。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实行。农村创新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这种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农民变为了更好的生产与大战，维护自身利益，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农村管理模式，农民自治意识觉醒，有了一定的经济自主便会寻求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自主。由此，村民自治便应运而生。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冲击公社体制的“上层建筑”时，村庄原有政治结构产生的弊端已经无法在既有的框架内得到有效的处置。在“行政化”与“自治化”的争论中，中国领导人最终选择了村民自治，希冀以“制度创新”的方式来寻求解决农村公共权威危机的途径。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8年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这一法律由民政部负责在全国各地进行试点和推广。村民自治制度不是由国家领导机构、某个省政府、县政府提出来的，而是由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发起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创造的源泉。 村民自治的产生过程足以证明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村民自治不是几个农民或几个村庄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有生长土壤的。之前在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下，是不会产生自治思想的。这种独立与自治的要求源于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对于自治的要求与先前党的一元化权力的领导结构产生冲突，这是一种必然。农村自建国以来就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展，村党支部就是农村的直接领导机构，而对于突然冒出的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要有一个接受并适应的过程，而绝不是排斥与打压。 现今许多农村的“两委”关系都十分紧张。根据调查可以发现，“两委”关系比较和谐的占被调查村庄的39.3%，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紧张关系的占60.7%。各地村党支部都普遍认为村委会的产生对他们的领导产生了威胁，甚至影响到了党支部在农村的地位，有些党支部的权力削弱了，有些党支部甚至瘫痪了。某市一位村支书向前来调研的有关领导说：“看不出村委会选举有什么效果，反而是削弱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少数市委书记担心村民选举会动摇村支书“第一把手”地位，表态说：“无论谁当选，都不能动摇村支书‘一把手’的地位。”这些只是一些表面的认识，先前的农村完全由村党支部领导，现如今多出一个“分权”的村委会，大部分村支书自然认为这是一种威胁，会感到不舒服、不适应。然而，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村委会产生的必然性，它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造成与村党支部的许多矛盾。矛盾的产生原因有许多，但不应是人们认识上的不成熟的自然抵触心理。这种从内心的抗拒会加大“两委”关系治理的难度，同时这也是一种治理上的负担，抗拒心理实在不能成为“两委”关系合理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村民自治是经济发展所使然，它并不是对党领导权的威胁，不能将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权相对立，二者应是协调关系。村民自治的发展是必然，村党支部要学会如何适应这一发展趋势，而不是让自己站在历史车轮的对立面。一种正确客观的认识有利于“两委”关系的和谐建设。 （二）村委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