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环节费用高.docVIP

中间环节费用高，菜农与消费者没有太大论价权，结果是菜价上涨，消费者买单；菜价下跌，大部分损失由菜农最终承受，形成“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怪圈。 另有长期观察农业问题的专家，将矛头指向了中国农业体制，强调必须力推农民成立自己的经济组织，以此改变农民在市场议价中的弱势地位。 ? 两头哭，中间笑———这就是中国目前农产品供应链的现状，中间商赚得了大部分利润，农民以低价出售，消费者却以高价买进。 一是如何认识农产品的价格问题。此次“菜贱”与去年下半年不当处置“菜贵”问题有关。社会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并接受，为了反映土地、劳动力、生产资料的成本增加，农产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必然会以一定的幅度上涨。缓解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主要措施是增加对社会低收入人口的保障，而不是简单地增加供给。社会舆论包括两会期间的一些观点简单地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因果倒置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于农民的。 二是如何让小农能够应对市场风险。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波动和风险会常态化，而小农由于其资源的制约，应对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同时要加大推动农超对接，鼓励大型商超与农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减少中间环节的成本，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以缓解农产品波动的对农民和居民的影响。 三是如何调整目前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可以明确地方责任，有效保证供需平衡。但在今天大市场的情况下，每个市的蔬菜由每个市长负责看起来供给有安全，实质上也容易造成“一窝蜂”。要做好全国的蔬菜等鲜活农产品的信息掌控工作和市场管理工作，加强预报预测。 四是如何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政府可以从扩大农业保险、增加保护价收购等方面提高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很多农产品都有保鲜期短的问题，要增加鲜活蔬菜瓜果等鲜活农产品的储藏设施建设的投资，从时间上调节农产品的供需平衡。 这轮蔬菜价格下跌，有气候异常导致南北蔬菜集中上市、日本核辐射污染影响了叶类蔬菜消费信心等多种原因，但其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去年蔬菜价格普遍升高，农民跟风种植，出现了蔬菜“大小年”情况。菜价下跌与之前的“猪肉怪圈”、“鸡蛋怪圈”十分相像：供应丰富了，价格就特别低，农户积极性大受影响，就有大量农民放弃种养，产量少了，“物以稀为贵”，价格就立即反弹，第二年农户又一哄而上重新种养，价格走势呈现“W”字形，依次循环。 　　农业生产与人们衣食息息相关，“民以食为天”，贵则伤民，贱则伤农，保持农产品产量和价格的稳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客观地说，农产品特别是蔬菜的价格确有“大小年”现象，这也是市场经济多年来的一个共生现象，这多少给人留下“菜贱伤农难杜绝”的印象。然而，面对一个又一个农产品价格“怪圈”，政府果真“无能为力”吗?否!市场经济绝非放任不管，政府的“手”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多年来政府采取保护价格收购粮食等政策保持了粮价的稳中有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经验。针对农产品“大小年”怪圈，除了大力发展规模化种养、建立农业合作社、实现农超对接、农产品投保等方式抵御市场风险外，作为政府统计调查机构，我们还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 　　那么，统计调查部门怎样有所作为呢?答案就是两个字：信息。政府统计调查部门应该加强信息服务功能，建立农产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 　　“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信息时代，信息也是经济生产力，并且可以成为很重要的经济生产力。在每次“菜贱伤农”事件中，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农户种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点像“赌博”，靠“运气”。面对“菜贱伤农”，政府统计调查部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信息、咨询和监督职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统计调查部门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种植意愿监测调查; 　　2、种植面积监测调查; 　　3、种植成本监测调查; 　　4、产量预产估算; 　　5、实产实收监测调查; 　　6、销售价格监测调查。 “”的背后，很多人认为存在二个极端现象：一是菜农的菜卖不出去，譬如广东菜农将菜送给养猪场，还得人家给面子；二是市场上的菜价并不便宜。对此，我看到的有三种分析，一是钱给中间商赚去了，二是给高油价和收费公路吸走了，三是生产过剩。三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哪一种情况更接近事实呢？ ? ??? 首先，应当承认运输成本过高，对区域市场具有一定屏蔽作用。这种屏蔽作用，对于同类产品来说，就是综合运销成本没有落差，商品流通失价值。但如果对于区域性特产品种来说，中间成本过大，它只会影响市场消费量，而不会没有流通，更不会出现送不出去的状况。综合新闻消息梳理一下实际情况：山东卷心包产地价几分钱一斤，而城市菜场大多是一元钱左右，中间差价约0.9元；但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城郊农民的菜都卖不出去，甚至送不出去，山东的菜还往哪里运？往农村小城镇销售吗？很显然，最接近事实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