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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体制与经济发展 主讲人：林毅夫 时间：2001/12/27 14:00 所谓当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不过如此而已。（听众笑）这次如果我讲得不好，大家觉得不过如此而已，那么这句话就有点功效。有人说：“他都可以称得上是著名经济学家，那么将来我努力一点的话一定可以超过他。” 我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交流一些我对理论方面的一些看法。很多同学和老师都知道我最近在倡导一个观点，就是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但我认为二十一世纪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它也是中国社会学家的世纪。为什么要这样说，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理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理论事实上是在解释现象，理论是对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在这套逻辑体系当中保留下几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即何为“因”何为“果”。实际上理论的贡献并不在于逻辑体系的复杂性，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它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这一点是我在观察一个现象时归纳出来的，因为我本人是学经济的。 大家知道现代经济学的创立是在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之后。从亚当·斯密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出自英国或在英国工作。例如：亚当·斯密、马克思，一次世界大战至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开始逐渐出现在美国。那么为什么经济学家会有这种相对的时间、空间性呢？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直到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是英国。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是在解释经济现象，但是一个理论的贡献的大小不是从它数学和逻辑的复杂性来判断，而是从它解释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来判断。什么叫做重要的现象，我想是发生在最重要的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现象。以前在美国经济最强的时候，国际上有这样一种比喻：只要美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经济就要痪重感冒了。事实上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当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美国的经济开始进入衰退期时。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基本上也都开始衰退。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一种理论能够解释这种现象，那么它的贡献是最大的。 通常一种理论是如何提出的呢？很多现象大家都看到了，例如美国经济的衰退。但你怎样把这个现象提升为理论呢？不能太复杂，只能在这个理论模型中保留几个简单的重要社会经济变量，提出理论的关键是必须生活在所处的经济圈子中，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现象。但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解释中国的改革，可能我们听起来都是似是而非的。原因是他在提出这些理论时，不能把握住一些看起来很细微但影响到这个现象的重要因素。那么这样讲起来我们相信中国的经济在二十一世纪能够保持相当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当然将来如果有时间我还会专门来谈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我相信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种速度，那么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会变成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系。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会成为发生在全世界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 美国曾经有一本杂志专门办了一个讨论会来讨论我的一篇论文。这对一个初出茅芦的学者来说确实是很少有的，但这并不代表我的文章写得很好也不是我的理论很有说服力。归根结底是中国的经济越来越重要。我认为这个道理不能仅仅归纳于经济学范畴，仔细想一想这对任何社会科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出自英国和欧洲。现在著名的法学家、制度学家都出自美国。虽然做为经济学家为了鼓励我的学生我说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前提是中国经济必须成为全球最强的经济体系，但我认为这个道理对我们法学界、社会学等等也一样适用。 这些对未来的预测，可以说对我们教师和同学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激励。从目前学科的发展来看，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我本人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通过长时间的研究我发现各学科之间有很多方面能够交融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吸取养份。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外是一门新的学科，它从法学和历史学中吸取了很多养份。当然我个人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时候我刚刚回国，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研究地大部分都是与改革发展有关的现实问题。因为我个人比较偏好理论，因此在研究现实问题时难免把它抽象化为理论。在工作期间，我个人吸取和总结了一些东西。今天想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一下。另外，如果大家顺着这个思路去研究是否能对中国法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我今天想讲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是什么，用什么理论去研究更好。相信读过本科的人都学过政治经济学，政经包含一套无论在国内、国外大家都普遍接受的理论。但我仔细分析后，觉得那不是最好的理论。我想先提出一套理论来解释，提出一种理论并不是做逻辑游戏。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并不是为了逻辑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