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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辩 伪 辨伪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考辨史料真伪及其年代的科学。古书的真伪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曾叹道：“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清末著名目录学家张之洞，在《輶轩语》中也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辨伪先哲们的估计虽不尽确凿，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尤其是我国古代典籍曾经历众多的天灾人祸，失传甚多，难免为后世的有意作伪和失误致伪以空隙。因而古代的伪书,不仅数量大且充斥于文学、历史、思想、宗教、政治、科学等各方面。鱼目混珠真伪难辨，搞乱了历史真相。给我们科学地利用古籍造成了许多混乱。郭沫若同志曾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史，大家所最感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十批判书》）因此，辨别古籍的真伪十分重要。辨识伪书的目的，不是将伪书清除书籍之林，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作为史料加以保存和运用。 要辨识伪书，首先的是要了解伪书产生的原因和伪书的种类。 第一节 伪书产生的原因和种类 一、伪书产生的原因 伪书的产生有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从性质上看，又分有意作伪和失考误断致伪二类。 有意作伪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1、借古重说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祟古贱今”的观念，并且好古成癖。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都“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淮南子》在《修务训》里说：可见古时尊古之风异常浓厚。许多人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取信于世，借助于人们的这种心理，硬拉一些古人作护身符。或托古人之名，或掇古人之事，或挟古人之文，或蹈古书之名，以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他们的门生弟子则不遗余力大肆鼓吹。于是以古圣先贤为撰者的书籍大量出现，流传于世。顾炎武曾说：“汉人好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这些话道出了托古以传的社会风气。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后代。如《本草》一书，本是汉末以后至梁陶弘景逐渐写成，却偏要说神农口尝百草，辨别辛苦后自著其书。《史记》中因记载老子出关，关尹喜恳请老子著书之事，后人便杜撰成《关尹子》一书。又如《易卦》托名于伏羲、《医经》托名于黄帝、《周礼》托名于周公等。《晋书·曹志传》载，曹冏的《六代论》问世时，当时曾传为曹植所写。晋武帝司马炎向曹植的儿子曹志打听此事。曹志道出真情：此种风气，到唐宋后犹不绝迹。如《杜解》之借名于苏轼，《龙城录》之嫁名于柳宗元。 我国的古代典籍，从秦始皇焚书之后，屡遭厄运。每一次战乱，天府藏书必遭一次浩劫，焚毁散失所剩无几。每一朝代更替，统治者便极力搜求古籍，甚至高价购求，厚禄赏赐。如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令人竭力搜集和抄写古典书籍，并设太史令记史撰书；汉成帝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隋开皇三年，牛弘表请访求异本；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征及令狐德棻请购散逸之书。想方设法讲求典籍，以恢复补充内府中秘，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由于书籍散佚严重，又急于补充而不能严格鉴别，于是给求名牟利之徒以可乘之机。失书一次，便塞进伪书一批。 如隋文帝酷爱《易经》，当时的大学者刘炫为了邀功请赏，“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并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后被发现其伪，被除名归家。东晋梅赜伪造孔传《古文尚书》，历代学者皆信，并将共立于学官，直到清初方考订是伪书。再如《尚书》，汉武帝时虽经多方访求，却只得 29篇，依然残缺不全。汉成帝酷爱此书，为求足本，悬赏购求，遂出现了东莱张霸的102篇《尚书》。后来发现其所献《尚书》，乃是割裂《尚书》篇目，并加《左传》、《书序》为首尾伪造而成。成帝盛怒，但因爱其才，又怜他造假不易，赦免了死罪，只革去其博士之职。 还有一些人为满足虚荣心而造假，编造《列子》的张湛就是一个。他为出风头，挖空心思从《庄子》中找出列御寇这个人，搜集前说，附以己见，自编自注《列子》，一时间声名显赫，与王弼、向秀、何晏齐名。又如杨慎，总以他人未见之书而自己独览为荣，《修文御览》这部书早佚，而杨慎偏说曾见过。 3、政治斗争的需要 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政见不同，形成竞争，互相攻击，不择手段，甚至制造伪书以相诬蔑。如唐代牛李之争中，李德裕和牛僧孺曾分别纠集党徒互相攻击，编造伪书以诬陷对方、李德裕的门人韦瓘曾用牛僧孺之名伪造了一部《周秦行记》，以此诬陷牛氏。北宋王安石变法，反对派邵雍的儿子邵伯温曾托苏洵之名，炮制了《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咒骂王安石是不近人情的大奸臣。在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创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杜撰了许多史实。《荀子·宥坐篇》便是其中之一。文中记载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实系后人杜撰捏造。《曲礼》对这些作伪现象作了概括：“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