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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的神话 2010-04-25 [美]斯科特?肯尼迪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4期 中国非凡的经济成就已经引发了关于其成功原因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这应该归功于过去30年广泛的自由化进程，这与关于经济发展的传统解释相一致。但另一些人认为，与自由化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拥有强大治理能力的政府所带来的稳健的发展速度以及所实施的独特的改革程序。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对关于最合适的发展策略与政府角色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2004年，一位观察员，即乔舒亚·库珀·雷默（John Cooper Ramo）将他所看到的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称为“北京共识”（BC），并将其与“华盛顿共识”（WC）区别开来，后者意指一种更加传统的发展道路。 004年，雷默在一篇长篇论文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这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与决策者当中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我个人对雷默的解读认为，他提出的“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被误导的和不准确的总结。不仅它提出的关于中国的经验事实是错误的，而且它忽视了中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之间存在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且扭曲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过，关于这一观点的讨论将使得我们有机会得以澄清中国改革道路的逻辑，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加以比较，并且评估其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前景和对国际关系的意义。 二、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首创的。1989年，他主持了一个会议，该会议致力于关注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进行的经济改革，并想要识别出拉美还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领域。他在其论文（这篇论文很快就出版了）中列出了一个包含十项政策的列表，他“认为华盛顿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同意，拉丁美洲的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会需要这十项政策”。这一观点从此被命名为“华盛顿共识”。该列表（见表一）既不是对拉丁美洲的批评，也不是一种试图进行说教或施加压力的举动。他相信这些改革已经被广泛认可为是正确的，以至于他将其视为是“十全十美的”（motherhood and apple pie）。 表一 华盛顿共识 (1989年) 要点 后经修改或增加条件的 1 财政纪律 2 对公共支出的优先权进行重新排序，从无效益津贴转向公共产品(比如医疗和教育) 3 将扩大税收基础和降低边际税率结合起来的税制改革 * 4 自由化的利率 * 5 竞争性的汇率 * 6 贸易自由化 * 7 输入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 8 私有化 * 9 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 * 10 有力的产权保护 * 来源: 威廉姆森 (1990，2002，2004，2006) 在最初的“华盛顿共识”被公布的几年后，威廉姆森不得不对他最初的声明提出了限制条件。首先，他意识到他夸大了关于两个要点的共识。人们并非一致认可竞争性汇率的好处（#5），相反，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种“对角”（two corner）政策选择，即一个国家既可以选择完全固定的汇率，也可以选择自由浮动汇率。而且，他还承认，华盛顿在关于这些国家应该以多快的速度进行对外贸易制度的自由化（#6）方面尚存广泛争议。 威廉姆森也逐渐认识到，“华盛顿共识”很容易陷入被误解的境地之中。他以最明确具体的方式强调指出，第#7点（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有意地并未包含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因为在这一点上永远不会有共识。放松管制（#9）只是适用于降低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并不意味着要劝说国家放弃其在保护人民安全和环境方面的管制，也不意味着政府不能控制像公共事业设备之类的公共产品的价格。而对产权的关注（#10），原本是打算设立一个能获得这些权力的非正式部门，正如德·索托（de Soto）所详细论述的那样。 更重要的是，人们总有一种印象认为“华盛顿共识”的具体体现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是关贸总协定）的观点和政策法规，威廉姆森在费力反击着这种看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是以受援国遵循那些带有“华盛顿共识”印迹的政策为条件的，这一点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受援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开放资本账户，包括允许不受阻碍的证券投资。然而，威廉姆森指出，“华盛顿共识”并不包括跨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因为许多人认为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将引发金融危机，正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俄罗斯和拉丁美洲所发生的那样。既然在这一点上人们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因此，根据定义，它不能被包含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尽管如此，但最让威廉姆森困扰的是，人们经常将“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混为一谈。威廉姆森喜欢提出来说，他和一位著名的“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