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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VS民族主义 ——读《试论中国管理研究的话语权问题》有感 拜读了《试论中国管理研究的话语权问题》（以下简称《话语权》）一文后，感受颇多。首先这篇论文回答了一些长期以来困惑着我的问题，如为什么国内管理研究理论成果与管理实践脱节；其次开拓了我的视野，使我对当前中国管理研究的相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最后也引发了我对中国管理研究的一些思考。总的来讲，第一是有启发，第二是有疑问，第三是有想法（观点）。以下将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对这篇论文的感想。 一、启发 1、论文导向导致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 作为高校的管理学教师，我经常会感到一种困惑：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教授的这些管理理论，以及研究的这些所谓理论成果并不能，或者不力图指导中国的企业实践。其实这种困惑直接自源于两个渠道：一是经常有学生（特别是经过毕业实习的大四学生）会问我这样一些问题：如我们在学校学的管理与营销等理论为什么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并不能很好的得以运用？二是在对企业进行管理咨询、培训时，企业的管理人员常常内心里并不认可所谓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就是《话语权》所说的西方管理学），而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摆设，而他们日常最喜欢看，且常常运用于管理实践的是一些反应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如《孙子兵法》、《史记》、《菜根潭》、《红顶商人》等。 以前，我对这种困惑的解释是：第一、管理理论是正确的，但我们国家的企业发展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也就是《话语权》所说的实践滞后于理论。第二、管理理论一定是符合中国企业未来管理的，也指明了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方向。 《话语权》中谈到了中国现体制下的论文导向问题。个人认为，论文导向本身没有错，我们的高水平论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为中国企业（组织）服务，更应该为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服务，也就是说要有全球视野，不要小家子气。但是现实优先也要重视起来，在制度层面上给予同等认可，作为职称和考核的同等标准。换句话说，《话语权》中论文导向与现实优先问题实际上就是服务国外先进企业（组织）与服务国内落后企业（组织）的问题，两者不应该有所偏颇。 2、中国情境需要特殊性的管理理论 《话语权》中提到“管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普世性和特殊性共存的理论体系”。何老师在上课中也指出，管理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确实隐含着中国经验。正如《话语权》中所谈到的：“在这种中国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因此，我们确实需要用一些“特殊性”的管理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要另起炉灶，发展出一套迥异于所谓“西方管理学”的一套“中国管理学”体系呢？（也就是《话语权》中的谈到的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我想这个问题还值得商榷！ 二、疑问 《话语权》中的有些观点至少目前本人是不能完全认同的，如主张应该“主动地走‘很少人选择的道路’——‘中国的管理理论’研究路线”。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相关辩论之前，我对这个问题得以存在的几个前提条件产生了一些疑问。 1、“西方”VS“中国” 时下在我们周围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关于“中国”和“西方”的比较，个人认为这种类似比较，有些也许是有意义的（但个人认为并不严密），例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结构”的比较等。但有些个人认为似乎并无意义，最典型的莫过于所谓 “西方经济学”的称呼，试问有所谓“中国经济学”吗？个人认为比较的前提条件：一是双方对等。客观的讲，试问这里的中国和西方是对等的比较实体吗？如果真要比较是不是应该是“东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更合适一点？是不是我们几千年的唯我独尊思想还在作怪？我想作为个体也好，作为组织也好，都必须对自己，以及在环境中的定位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二是必须存在比较的双方，所谓的“西方经济学”是有的？但有“中国经济学”吗？我想是不是叫做“科学经济学”或者干脆就叫“经济学”更好一点？（其实现在好像已经有很多这样做的迹象了。） 在《话语权》中提到了“创建‘中国的管理理论’”，同样的问题是：有必要吗？难道说作为人类实践真知（当然还不能叫科学）的管理理论还要进行所谓的国别或政治，或地域分类吗？日、韩与欧美的管理实践做的都不错。但有谁听说过有所谓的“日本管理学”、“美国管理学”或者“欧洲管理学”吗？你能说这些国家的管理研究都没有话语权吗？ 2、何为中国管理话语权？ 中国管理话语权一定是《话语权》中所谈到的“即建构有效解释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组织管理方面成功规律的管理理论”吗？中国学者运用所谓“西方管理理论”研究外国组织管理方面的成功规律得到的管理理论就不代表中国管理话语权吗？“奠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