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胡思庸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docVIP

　 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 胡思庸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有数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灌溉着辽阔的祖国大地，创造了先进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绵长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十七世纪西欧各国相继跨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一萌芽的生长倍加困难，中国仍然在封建的途程上蹒跚而行，开始落后了。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大步前进，中国更加明显地落后了。 为什么先进的中国变成了落后的中国？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多少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找寻答案。例如说：中国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但事实上，矛盾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普遍形式，中国的社会历史同西方一样充满了斗争和动荡。还有人说：中国好比一个农夫，一锄头一锄头种地，自然要慢，西方好比水手，远航千里，自然要快。但中国人不但长于种地，也长于航海和通商。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最先运用到航海上的，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比西方先进。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横贯亚非航道，比达·加马绕道非洲通向印度要早几十年。所以上述那种肤浅的比喻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外，还有什么西洋人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人是“理智运用直觉的”等等说法，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昏话。 总之，一切唯心主义的或简单直观的方法，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阶级分析入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入手，才能够找到合理的答案。 毛主席在论述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时曾多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如果单就国内来看，中国的封建势力是异常强大的。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形成了一套强大而坚韧的体系。想打破它，就比较艰难。郭沫若同志曾打了一个比方：比如竞走，别人身上的负担轻些，包袱小些，我们身上却背了很大的包袱，如牛负重，怎能不迟到几步？所谓包袱，就是旧的传统势力。这个比喻是深刻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对地说，都比中国容易，因为它们的封建包袱比较轻。犹如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老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倒是比较慢，而在后进的俄国和中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却首先突破。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包袱比我们重，是一样的道理。经济发展固然一定要替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恩格斯说：当着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作用的时候，“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本文试图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探讨一下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以致形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探讨也许是一个不无裨益的侧面。 闭关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 闭关政策不同于通常的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而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不限于外贸的和外交的领域，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闭关政策形成的原因，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其中有一些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这里想着重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谈一点意见。 第一，它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而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是立足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个体经济之上的。封建的国家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防止商品经济的瓦解作用，历代王朝无不厉行重农抑商政策。 这种情况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恰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欧，王权曾经是进步的因素。国王在集中王权、打击封建领主分裂割据的斗争中，和新兴的市民阶级结成联盟。恩格斯说：“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国王不但需要市民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在经济上，市民所纳的捐税是国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接着“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以后，西欧各国政府便相继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极力提倡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视为国家财富的源泉。这种政策大大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而中国的“皇权”却牢守重农抑商的信条，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一贯地限制、摧残，至于海外贸易，更使他们觉得无足轻重。虽然在某些时候，少数封建帝王为了“宣扬国威”和解决财政困难而有限度地提倡一下对外贸易，但中国封建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田赋，对外贸易只能占很次要的地位。 明成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但他压抑本国的工商业者，不在乎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他尚且这般见识，后期守成的君臣就更加等而下之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如果放在当时的西欧，就会成为举国若狂的崇拜对象；但明朝统治者对他评价不高，有些人还拼命反对，说：“三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