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法案例论述.docVIP

案例2 1994年6月12日，中国天宏进出口公司受我国某蜡烛生产企业的委托与瑞典天使贸易公司签订了出口一批蜡烛的合同。合同约定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适用瑞典法律。主要成交条件是：CIF哥登堡每箱32美元，9月装船。。。。。。 1）依《海牙规则》的规定，关于700箱湿损的货物，其损失应由谁承担？ 2）依《海牙规则》，关于6800箱变形的蜡烛，其损失应由谁承担？为什么？ 3）避难港费用和必要的船舶修理费用，应由谁承担？ 答案 （1）应由收货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因为承运人有航行过失免责。700箱湿损的货物是由船舶碰撞引起的，属于一切险的承保范围。船舶碰撞是由承运人驾驶船舶有过失造成的，根据《海牙规则》，承运人可以免责，这是有关承运人责任的一个非常特殊，也是非常著名的规定。我国海商法也吸收了这一原则。CIF合同中，货物风险自越过装港船舷时转移给买方，保单一并转移，发货人不在承担任何责任。承运人收货后签发了清洁提单，表明货物在装船时表面状况良好，不能说是在装船前受损。 （2）承运人应当赔偿收货人的损失，因为承运人负有管货责任。蜡烛变形是运输中未适当通风导致温度过高所致，承运人负有管货责任。对承运人造成的货损，保险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承运人追偿。《海牙规则》的承运人免责仅限于管船的过失，承运人仍负有管货责任。 （3）避难港费用是为船货各方共同的利益而发生的，应由受益的各方来分摊；船舶的修理费用是为安全完成本航程而发生的，应由受益的各方来分摊。我国《海商法》第193条规定：“共同海损是指在同一海上航程中船舶和船上载运的货物遭遇共同危险时，为了共同的安全和利益，采取有益而合理的措施，人为造成的特殊牺牲和额外支付的费用。”船舶的修理费用和避难港费用若不发生，则无法完成本航程，货物也无法运至目的港，因此不只是为船方利益。 案例3 一艘名为“艾卡丽亚号”的船于1915年1月被敌人的鱼雷击中。该船的水险保单承保了海上危险，但把“一切敌对行为或类似战争行为的后果”作为除外责任。该船的船壳被炸开大洞，船舱罐满海水。这艘船驶进法国的勒哈佛尔港，停泊在一个军事运输码头边上。但港务局担心船会沉没并阻碍码头的使用。于是命令该船泊在防波堤外。船长只能服从命令。由于海床不平和该船被鱼雷击中后头重脚轻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船壳的严重扭曲，终于在2月涨潮时沉没。 保险人认为损失的近因是鱼雷，属于除外责任。被保险人则主张，时间上最后造成损失的原因才是近因，因此船舶的沉没是由于停靠在防波堤边反复搁浅造成的。 法官认为：近因不是指时间上的接近，而是指效果上的接近，是导致承保损失的真正最有效的原因。如果各种因素或原因同时存在，要选择一个作为近因，必须选择可以将损失归因于那个具有现实性、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本案中，船舶沉没由两个原因造成，鱼雷轰击和反复搁浅。鱼雷轰击在前, 搁浅在后，Ikaria号在遭受鱼雷轰击以后,其所受损坏一直未得到修复，即船舶一直处在鱼雷轰击所造成的损坏的影响之下，从来没有脱离过危险。之后发生的船舶搁浅并未消除、削弱或者超过鱼雷轰击在造成损失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鱼雷轰击是造成船舶沉没的决定性原因，即近因，属于除外责任，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案例4 2004年3月9日，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将生产好的50000件运动衫分别装在1000个纸箱中，交付墨西哥某外贸公司指定的承运人—香港某远洋运输公司的“惠兴”轮进行运输。“惠兴”轮船长在对这批货物进行了初步的检查以后，向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签发了清洁提单，也就是说承运人并没有对这批货物从表面上看是否异常进行批注。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收到清洁提单后到银行议付了货款。。。。。。。。。 分析：1、尽管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在交付货物后取得了清洁提单，但是清洁提单只能说明这批货物的表面情况良好，至于这批货物的真实情况如何并不能得到证明。因而卖方不能凭清洁提单证明其交付货物数量符合合同要求，买方可向其主张违约责任。 2、如果香港某远洋运输公司接受保函而出具清洁提单有欺诈的意图，则也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否则只要它能够证明在运输途中没有任何过失，就不应承担责任。因为承运人不可能对每个装有运动衫的纸箱都检查，它签发清洁提单是合理的。 案例5 A船公司在卸货时不小心操作，在吊过了船栏后货物（一辆豪华轿车）径直掉下砸毁在码头。收货人B公司认为货物已过了船舷，提单中所约定适用的《海牙规则》不应再适用，当然该规则中的最高赔偿限额也就不能再予适用，故承运人应赔偿实际货值10万美元，但A公司却认为虽然货物已越过船舷，但却并不意味着《海牙规则》所规定的责任期间已结束而不能再适用，因此仍应适用《海牙规则》，其只需依每件最高赔偿额——100英镑（大约700人民币）赔偿收货人，虽然该辆轿车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此数，但它仍是一件货物。双方诉至海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