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课程.docVIP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文章来源:北大应用伦理学中心 文章作者:萧功秦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来研究这种制度在近代变革中的消失对20世纪现代化的长远影响,是否有可能调动其原有的传统制度文化资源,来缓解社会转型过程的整合困难,并尽可能减轻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震荡?本课题的研究或许可以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 历史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主要是由地主 自隋唐以来迄至近代,传统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上述这三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横向流动,主要是由科举制度来实现的,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以及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由于官僚的身份不是世袭的,而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传统中国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从而再次进入上述地主 在中国历史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表明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分配过程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流动,由于科举已经相当制度化,中国社会很少能看到其他文明社会中存在的数百年乃至数十代延绵不绝的世家贵族,世家无百年之运,为社会精英的君子所享有的稀缺资源的非连续性与五世而斩的代际更迭,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较高频度的社会流动性的具体写照 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在社会精英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日本藩封制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闭性的阶级等级制度,而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如此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首先,这种体制使历代统治者可以不断从平民阶层中补充新鲜血液,吸纳在智识能力上更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攻读生活,通过科举制度提供的金榜题名的相对平等机会,进入统治精英阶级科层制的开放性与自我更新,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科举制至少是形成这种社会新陈代谢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精英层之间的流动与上下层级之间的流动性,使文化知识与教育的覆盖面,高于以身份等级为基础的结构封闭性的社会,在九品中正制这种封闭性的人才选拔制度下,功名的获取所依据的条件,是世袭的身份,而不是个人的努力与知识积聚的水平,往往局限在少数具有贵族血统或较高的世袭身份等级的阶层中益激励机制,功名,是需要社会成员以获取这个社会的主流知识文化为基础的,这就使社会的文化教育覆盖面,在科举制度下达到近代以前最为广泛的普及与提高,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仅书院数十区,(费用)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 [1] 第三,使社会价值的高度一体化的原因是,一方面,只有按照统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的人,才能获得功名地位,这就使得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的过程,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标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由于在士绅,这就使儒家价值规范在各精英阶层的对流中得以广泛的认同与普及 第四,在社会稀缺资源追逐过程中,失败者自然会有一种挫折感,而科举制度却有着一种可以称之为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每次科举取士虽然只有少数幸运者获得功名,但由于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这样,它就为每一个失败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个别的科场失意人固然可能成为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但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就不会凝结起来,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反抗性的政治参与压力 这样,一千多年以来,科举制度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机制,造就并形成中华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识,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 自隋唐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经过多次的朝代更选和以马上平天下的外族统治,却始终保持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乃是因为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必须依靠士绅官僚来实施其对社会的治理,而在科举制的铸模中,士绅阶级则已经是被儒学规范定型化了的阶级基因,他们可以在为任何统治者效忠的过程中,像春蚕吐丝那样,不断复制出同样的文化价值,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连续性与生命力,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可以从科举制这一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解释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科举文化不需要原创性,对于科举考生来说,远比探索未知的精神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