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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新制度經濟史初探 傳播新制度經濟史初探 王盈勛∗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制度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如何運用在傳播研究 上。以傳播科技的進展作為傳播史的斷代基礎，使得傳播史的研究經 常帶有「科技決定論」的色彩，以社會文化等因素解釋傳播史的進展， 卻又經常缺少一致而系統性的理論基礎。 新制度經濟史理論主張，制度變革所導致的交易成本下降，經常 是一項社會體制的生產力得以提升、制度在競爭與演化中得以存活下 來的關鍵。本研究指出，在解釋傳播體制的變遷上，新制度經濟學的 方法能夠做出卓越的貢獻。 關鍵字：傳播史、新制度經濟史、科技決定論 ∗王盈勛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學科助理教授。 Email: tamsuiwang@ 1 傳播文化 第十二期 壹、前言 「傳播史」是一個相當獨特的研究領域。不像「傳播理論」，或 是其他傳播領域的次學門，由傳播學者來進行研究，是一件再理所當 然不過的事情。但是不曾認識任何傳播理論，或是與傳播領域沒有任 何淵源的「史學家」，一樣也可以進行傳播史的研究，像是R. Darnton （2000 ）或是A. Chandler 與 J. Cortada （2003 ）；沒有受過任何史學 訓練的傳播學者，也有可能寫出一本影響深遠的傳播史著作，像是 W. Schramm （1988∕游梓翔、吳韻儀譯，1996）。更何況，被定位為 既不是傳播學者，也不是史學家的學者，也有可能寫出一本可以被定 位是傳播史著作的書，例如S. R. Fischer （2004 ）。 那麼，什麼是傳播史呢？尼諾（J. Nerone ）指出，傳播學者所寫 的史學著作，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領域（Nerone, 2006 ）。其一，主要是 加拿大學派（the Canadian School ），代表性人物是殷尼斯（H. A. Innis ） 和麥克魯漢（H. M. McLuhan ）及其在美國的追隨者，像是J. W. Carey 和N. Postman 等人，他們關心的焦點是「媒體科技的大敘述」（the grand narrative of media technologies ）。另外一支，則是新聞史與媒體言論自 由史的傳統史學。前者重形式，後者重內容。尼諾認為，傳播領域的 史學研究者通常要比歷史學家更偏好「巨型論述」（grand narrative ）， 他們相信某種線性的進步觀，相信歷史往某個特定的方向邁進，不管 是共產主義社會或是新聞自由。相對來說，歷史學家則比較偏重資料 的耙梳，著眼於斷代或是個別事件的因果解釋。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指出，這兩派的研究在過去數十年間雖然有重 大的貢獻，卻也有其嚴重不足之處，特別是在解釋傳播體制的演進與 變革方面，這兩個取徑都有其力有未逮的地方，新制度經濟史作為一 種史學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彌補前述的兩個取徑之不足。 司馬遷在他所著的《史記》自序中提到，他的史學觀念的核心思 2 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對於變遷的解 釋自古以來就是史學家關心的重心。 過去傳播史的研究，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科技」的出現，作 為一種新的傳播形式得以崛起的關鍵因素，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帶有 「科技決定論」的色彩。文化研究的先驅者之一威廉士（R. Williams ） 在《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 一書中，駁斥了科技決定論一派的簡單思考 （Williams, 1974∕馮建三 譯，1995）。他強調，傳播科技的出現與演化，並不是像科技決定論 者所說的，突然從實驗室中冒出，接著就橫掃全世界，而是受到人類 及科技外的多重社會力量所決定，這當中，威廉士又特別強調人類「意 圖」的重要性。 新制度經濟的史學分析則是強調「制度」在歷史變遷中的重要性。 新制度經濟的史學分析發現，在歷史上的許多時期，科技並無重大進 展，但是社會的生產力卻有驚人幅度的躍升，根本的原因是社會的「制 度」因素有了重大的變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