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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士族制度形成的原因 摘 要：中国古代的门阀士族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它的产生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既与统治者追求长久统治的目的有关，也与士族本身的综合素质和统治者的能力、声望密切相关。 关键词：士族；士族制度；特权 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为“阀”，右边的称为“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发展到后来，士族成为一个累世高官、享有特权、生活糜烂的特殊阶层；国家也把家世作为选官、任官标准，即形成了维护士族特权的士族制度。对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士族制度，近现代以来，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如田余庆的专著《东晋政治制度》；余英时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唐长孺的《南朝士族的衰落》；朱绍侯的《从户籍和里伍制度中看东晋南朝的阶级关系与士族地位的变化》……都阐述了士族制度的特点、衰落等。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形成，却论述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在这篇论文中，试图通过士族制度形成的过程，来探讨其形成的深层原因。 一、汉武帝“崇儒”政策推动了士族形成 （一）武帝之前士与宗族的关系 西汉政权是刘邦带领一群谋臣勇将东征西战打拼而得来的，但士人未发生重要的作用。此时高祖阵营里的儒生，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战国时的单身 “游士”没什么分别，他们除了知识之外，别无其他社会凭籍。叔孙通虽带了一百多个学生，但在天下未定之前，一直被冷落一边。唯一例外的是萧何，却有特殊的原因，他举宗从征，完全是为了去高祖之疑。 我们可以从名士主父偃初期的情况得到证明，《史记·主父偃列传》记偃之言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后偃拜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吾或十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门。”事实告诉我们：在武帝之前士与宗族还没有打成一片。此外，如流传颇广的朱买臣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其所以如此者，最根本的原因是武帝前的士未能普遍地确定地取得政治地位，因此也就不能形成士族。 （二）武帝“崇儒”后士族的发展 但在西汉中后期，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已经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其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逐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文景之治”后，西汉社会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到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刘家天下，他开始变“无为”为“有为”，采取了许多措施：为了消除诸侯王势力，实行推恩令、酌金夺爵；为了防止地方官不力、不忠，实行刺史监察；为了防止武将权势太盛，危及政权，对武将多有防范；为了防止丞相权威过重，建立了“中朝”决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项是，为保刘家天下长治久安，采用了独尊儒术、重用儒生政策。此政策一经策定，社会上便开始崇尚儒学。之后，官僚多以经术起家，儒生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们继承家学，继续为官，士与宗族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列举几条士与家族结合的史实，便可明了： 《史记·酷吏列传》记张汤“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调护之尤厚”。及汤死，“昆弟诸子欲厚葬汤”。 疏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1]。 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 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2]。 士族在武帝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其实际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方面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族在得势之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3](P197)。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转变为士族。当时邹鲁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4]，可略见一般。读书既为利禄的敲门砖，那些有势的强宗大姓何乐而不为呢？如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5]。又如郑崇“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訾徒平陵，父宾明法律为御史”[6]。这些便是普通强宗大姓转变为士族的确证。我们再进而一察士人凭籍政治而发展宗族财势，便可有更明确的认识。张禹在政治得势后，便极力为宗族求发展：“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7]。还有武帝时，丞相公孙贺也是如此：正和二年春诏曰“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一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8]。 到了西汉后期士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最明显的便表现在王莽“新”朝的兴败上。王莽早年即以士人而非外戚姿态出现：“莽众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归事沛君陈参，勤身博学，被服为儒生”[9]，因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