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德国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docVIP

二战前后德国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 刘新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50年代起，美国史学界率先开始的新史学运动倡导结构－功能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主张用系列数据研究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传统的——不仅政治、军事和宗教的，而且经济、社会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功能作用，以达到在“总体”上理解和叙述人类过去的全部经历的目的。由此，改变过去的以政治事件和伟大人物串连起历史的方法，以作为历史基本内容的持续相对“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为主线，以人类经历的一切方面为研究对象，采用所有能够借用的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成为本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在史学研究的主潮流中，曾经为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基础，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西方史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德国史学界，不仅没有推出象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美国的克莱奥学派那样的能够作用于研究特征的历史学家和刊物、著作，而且直到60年代以后才慢慢地走出传统历史主义的象牙塔。因为二战前后德国史学研究的主旨取决于史学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 20世纪初，德国史学界出现了一次“兰普莱希特争论（Lamprecht-Streit）”。K·兰普莱希特出版19卷《德国史》，提出“文化史”的概念。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心理发展的过程”。历史研究应该以除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及外交活动以外的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文化活动）为对象；应当在坚持传统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学科先进的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合作。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史学家以舍夫尔为首，站在强权国家的立场上，反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僭越”。认为所谓“文化史”，其建构既没有可靠的科学根据，又没有合理的基础知识；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进步的同时，历史科学更应该保持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独特的优势，而不是相反。所以，当美国史学家借鉴兰普莱希特的“历史是一个受普遍法则制约的整体”的理论将新史学运动的目的确定在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开拓历史学家的视野的时候，当法国史学家根据历史独有的时间特征提出“长时段”的研究构架的时候，兰普莱希特的社会-“文化史”设想在德国被完全湮没在新一轮的历史主义国家政治史研究的热浪之中。 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在《理想型式》（Idealtypus）一文中提出的“理想型式”的概念，也在德国史学界引起争议。韦伯认为，历史学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应该确定一种理想型式，一种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的客观的正确型式（Richtigkeitstypus）；它既饱含着人类的全部经历，同时又包含着价值、意义的所有制约性因素。“毫无意义的无可穷尽的世界大事”可以在这样的理想型式中借助于问题的提出，确定其框架结构。德国史学界以李特尔为首以《历史杂志》社为核心强硬地坚持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坚决反对韦伯的理想型式，强调历史科学的对象就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历史现象和事件，没有任何历史规律性，因此不能使用任何带有概括性质的型式、模式。“理解每一个历史现象的特点，并从某些历史时代特殊的、就某一点上说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前提出发——这是我国历史科学的座右铭”。因此，当美国史学界在马克斯·韦伯“理想型式”的启发下使新史学运动的宗旨确定在改变简单地描述性地重现过去的做法，力求在史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进行系统地分析和阐述的时候，当法国史学家为了揭示长期起决定性作用的、超越并制约着个别政治事件的背后因素而努力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时候，韦伯的理想型式在德国受到了全面的抵制。 除此之外，早在以兰克为首的西方历史主义的鼎盛时期，马克思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说，历史是人类的劳动发展史，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人类自身的劳动和实践活动的发展之中；价值不是社会历史的根本尺度，但价值尺度与社会发展规律又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人类历史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当是多层次的，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几乎没有引起反响。半个世纪以后，在1912年，新史学运动的创始人鲁滨孙在《新史学：论现代史学观》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过去的现象，比之以前任何一种解释要强得多。”从此以后，英国史学界出现了以社会基本劳动者、下层人民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法国史学家运用“历史时间的辩证法”，运用历史长期的连续性和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过去长期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努力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相比之下，德国的史学教授们一方面坚持德意志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主线，另一方面强调历史的个别性、特定性及偶然性，使德国史学游离出20世纪前半期欧美史学的主潮流。 之所以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前新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都没有在德国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德国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