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内部治理与组织结构_new教程.doc

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与组织结构 王 方 宏*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了商业银行内部治理（即经理层内部的委托代理）是影响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内部治理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其取决于基于银行组织结构的权力体系。文章对商业银行两种典型的组织结构——分支行结构和战略业务单位（SBU）结构下银行的权力体系、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SBU结构下的内部治理成本要低于分支行结构。 关键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部委托代理、组织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问题，至今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文献。但是，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银行产权结构安排，并且不同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许多研究文献认为产权改革是提高商业银行绩效的充分条件。这部分研究结论目前占据了主流地位，其在实践上体现为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将公开上市，将原来国家一元持股的产权结构变为多元持股的产权结构，希望以此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提高银行经营业绩。 但是，另一些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企业绩效改善的关键并不在于产权而在于竞争。杨小凯（1997）认为，产权重组并非是一味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可以改进X效率，但对配置效率无能为力，因为那是自由价格、自由进入、资本市场等因素所决定的。Stiglitz（1998）也指出，“某些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可以肯定他们的结论没有科学依据。我认为竞争比私有化重要得多。”。张杰（2001）认为，尽管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重组可以独立进行，但最终还是要由市场来选择最后的金融产权结构，而不是由金融产权结构去选择市场。或者说，是金融产权结构适应信贷市场，而不是信贷市场迁就金融产权结构。郎咸平（2003）提出“银行绩效与产权无关论”，认为银行的绩效与其所采取的产权安排无关。萧松华和刘月明（2004）也认为现有的研究对银行产权结构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绩效这一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 笔者认为，现有的关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文献，关注的是银行产权结构的安排，以及其所直接体现的银行股东和银行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安排，在分析中往往将银行经理层视为一个整体。但是，委托代理问题不仅存在于银行的股东与管理层的关系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银行管理层的内部。银行最高管理层的权力来自于股东或者董事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它又必须逐级将权力转授于下一级的管理者。这就产生了银行经理层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银行经理层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可以看作是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银行的内部治理问题。 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组织庞大、层级复杂的金融机构，其经理层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经理层内部的委托代理是直接影响到银行绩效的关键因素，不同的经理层内部委托代理形式和行为，将产生不同的银行内部治理成本，从而对银行的绩效产生影响。银行的内部治理问题是银行的股东与最高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安排所不能解决的。这就是在相同的股东和最高经理层委托代理安排的制度之下，银行的绩效产生很大的差异的根本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必须在研究股东与最高经理层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商业银行经理层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即银行的内部治理问题。 二、经理人内部代理的关键问题 在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关键的两个问题是：权利的安排问题（即确定什么人应当行使决策权）和控制问题（如何保证自利的决策代理人按照给定的组织目的来行使他们的决策权）。 詹森和麦克林（Michael Jensen and William Meckling）（1992）对组织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对于决策权利的安排问题，他们认为，决策是需要知识的，在理想的情况下，决策责任要和可利用的知识相匹配。（钱颖一（2001）也认为，企业的基础是多方的契约，而决定契约形式的核心是信息的分配。）他们将知识分为专门知识和一般知识，将前者定义为在代理人中传递（转换）成本很高的知识，将后者定义为传递成本低廉的知识。由于专门知识的传递成本较高，因此决策权需要分散化。由于决策权与所对应的专门知识不匹配而产生的成本称之为信息成本。詹森和麦克林认为，（由于专门知识的累积性）将知识转移给具有决策权的人是很困难的，可行的办法是将决策权转移给拥有专门知识的人。 对于控制问题，詹森和麦克林认为，控制是指用来度量个人行为的绩效并给予奖励与惩罚的程序与规则。代理人从根本上来说是自利的，代理人的利益与他所被赋予的目标是存在冲突的。这种冲突引起的成本就是代理成本。 詹森和麦克林建立了一个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完全集权化 完全分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