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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制度变革的历史考察 　　【摘 要】土地作为不可移动亦不可再生、具有公共属性的特殊资源，其产权归属历来有着极大的流动性。1949年建国以来，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是在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土地的国有化、集体化和私有化这三种产权制度，在短短60年时间里随着政治经济的变迁反复变动，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艰难平衡。 中国论文网 /4/view-7088402.htm 　　【关键词】土地制度变迁;地权观念;农村改革 　　一、六十年来的四次土地制度改革 　　建国后，中共面临推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宏大任务，毛泽东认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将农业剩余输送支持工业，造成了国家与农民阶层间的紧张关系。中央缓解这一矛盾的措施，就是从1953 年至1958 年逐步构建了“以统购统销为核心、农业集体化和户籍制度为制度支撑的城乡二元体制，确保了长期且制度化的以农补工”。在此基础上进行过四次农地制度的重大改革。 　　第一次土地制度改革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改革的结果使农民平均分配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官方推动了“均田”运动，承认农民私有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第二次土地制度改革发生在1953年到1955年的初级合作社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转而推行消灭个人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发展共同经营的互助组、合作社，中国加速推进农业集体化。这一过程中，大批私有土地被农户送给了一些高级合作社，农民非自愿的用自己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分红，合作社的土地由合作社经理们统一经营。1954年中国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暂行条例，1955年第二套货币出来当时以1万比1兑换，中小产业者全部破产，1956年强行进行私营企业国有化改造，国家被迫走向的完全国有化的模式。 　　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缘于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农业和工业相结合，农业组织形式由合作化到公社化再进入到集体化，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统购统销”到“户口和粮食配给”，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公社和前苏联的集体农庄、目前俄罗斯的集体农场并无本质差别。公社的社员不再是实质土地所有者。他们是公有土地所有权主体名义上的组成部分，是靠工分领取工资的农业雇工。由此我国形成农村向城市输送养分，公社大队支持工业经济的格局。政治运动的反复无常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还出现过几年的“困难时期”。从1960 年起，中央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上的调整（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很快有所好转。 　　第四次土地制度改革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集体化解体之后是分田到户的实施，分田到户后村民的生产生活重回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者的统一经营和土地承包者的分散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项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据林毅夫在分析1978～1984年间中国农业增长的源泉时得出：制度创新对农业产业贡献约占46.89%，相当于同期化肥、资本、劳力、土地四要素投入总效应的45.79%。 　　二、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民地权观念 　　从土改，再到后来的合作化、高级社、大跃进，然后过渡到人民公社以至后来的包产到户。农民对土地产权所有权问题的理解和认知，涉及到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集体化时期公社社员养成了一种只关心自己挣取的工分而不关心集体其他事务的心理。他们对土地的情感及产权观念与80年代实行承包制以后有明显的不同。人民公社时期，一般农民社员在不同的场合对土地的认识和感觉也不一样，具有多重意义。费孝通谈到普通民众对公家的理解：“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没有义务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社员对土地的情感和这种公家意识很相似。这种土地观在内涵在于，在普通农民看来，凡是属于本队的社员，包括现在的和将来出生的，都应该无条件均等地享有分配土地的权利。这种土地认知方式是人民公社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它对我国后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80年代以来农村土地的频繁调整。人民公社时期，由于集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国家权力的下渗、扩张，造就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村干部阶层，形成国家农村干部农民的三角关系。普通的农民社员，他们失去了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离开土地的自由，实际上被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好比一个个定期领取薪酬的农业工人，被迫依附于大队或生产队等集体经济组织。这虽然实现了高公平，但却低效率，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成员权观念对现在的土地制度实施仍有很大的影响。很显然，频繁的土地调整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