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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体实证“国家记忆”的价值功能 　　摘要：央视《等着我》推出一系列与民族历史、国家命运相交织，有“大叙事”特征的寻人节目，重现革命战争历史，实证“国家记忆”，彰显了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央视通过《等着我》的成功策划履行了国家媒体的社会职责和“保存国家记忆”的历史使命，发挥出“一种价值塑造和精神召唤的特殊功能”，其对振奋民族精神、增进群体意识、彰显共同体价值、教育和鼓舞人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论文网 /4/view-7245815.htm 　　关键词：《等着我》；国家记忆；理想信念；爱国精神；共同体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107-03 　　《等着我》是央视发挥国家电视台的社会影响力和资源整合力，汇聚全媒体元素，以实现普通大众的“团圆梦”为目标推出的大型公益寻人节目，2014年清明节开播。据统计，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同时段自办节目中，《等着我》的收视率、市场份额和平均忠实度均连续数周排名第一”，节目的收视影响迅速扩大，“成为媒体和观众关注的焦点”。[1]据央视网统计，《等着我》2015年度进入央视一套黄金档，收视率更是“一路飙红”，以6月14日第3期为例，“全国网收视率达2.42%，收视份额7.48%”。[2]这说明该节目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等着我》节目内容呈多元化，有因拐卖、走失、遗弃等原因导致骨肉离散而引发的亲属之间的寻亲，也有因各种社会历史原因造成战友、师生、同学、朋友、邻居之间失联而引发的寻人故事。在这当中，有一类节目特别引人瞩目，其主题是讲述与民族历史、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个人记忆”，重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情境，不仅震撼心灵，催人泪下，而且有补充和实证“国家记忆”的价值。如果说寻亲、寻友等各种寻人节目都属于平民化的“小叙事”，[3]那么这些有实证“国家记忆”功能的寻人节目便可称作“大叙事”。《等着我》“大叙事”节目彰显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央视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媒体，通过《等着我》的成功策划，有力地“影响和改变权利对象的思想、行为和精神”，[4]发挥了振奋民族精神、增进群体意识，参与共同体价值构建的社会功能。 　　一、实证“国家记忆”――“大叙事”为国存史、为民立传 　　《等着我》的“大叙事”节目讲述发生在远去的历史时空背景下的“个人经历”，在对观众产生感情震撼和精神激励的同时，唤醒逐渐远去的“集体记忆”，有实证和弥补“国家记忆”的作用。 　　2014年4月5日《等着我》开播，推出8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孟庆铭寻找牺牲战友亲人的故事。节目录制的特定背景是清明节前夕，韩国将送还437名志愿军烈士遗骨。据报道，这些牺牲在“朝鲜战争期间战斗最为激烈的江原道横城、铁原、洪川以及京畿道涟川、加平等地”的志愿军烈士，被散葬于“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5]其中或许就有孟庆铭当年掩埋的三位战友的遗骸。《等着我》的“宏大叙事”不仅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的惨烈悲壮，更彰显了志愿军战士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这则来自民间的“个人记忆”通过国家电视平台广泛传播，在志愿军烈士遗骨回归故土的特定背景下，有力地实证了中华民族抗美援朝的“国家记忆”。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92岁老兵李玉文来到《等着我》现场，寻找67年前一同参加过西北野战军西府陇东战役的战友。三位战友曾在战场上相约“死也要死在一起”，但在突围中失散，此后再也没能相聚。李玉文的寻人故事承载了一代革命军人献身祖国的史实和弥足珍贵的“国家记忆”。赵亚飞帮助烈士遗骨还乡的故事令观众潸然泪下。他26年来投入全部精力为抗日烈士寻亲，在《等着我》现场，两位白发老人被证实是烈士的同胞。人到中年的赵亚飞为给烈士寻亲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他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以实际行动参与了一个民族、国家对“集体记忆”的寻踪之旅。在《等着我》的倾情帮助下，抗战英烈为国捐躯的史实成为“国家记忆”的组成部分。 　　《等着我》通过电视媒体这种文化再生产传播机制，用一个个鲜活真切的“个人记忆”实证民族历史和“国家记忆”。“国家记忆”具有“集体记忆”性质，它“不仅是对于历史的追思与缅怀，更是凝聚群体认同的力量来源”。[6]一个国家总会保存“庞大的历史档案和文献叙述”，但“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公众普及和教育传承，就很难转化为个体乃至全体民众的共识”。[7]当年参战的幸存者大多已离世，如今仅剩下为数极少的耄耋老兵，铭刻在他们心中的不同版本的“个人记忆”将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永久封存，所以抢救这些有实证“国家记忆”价值的“个人记忆”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