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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巧妇亦无米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国难年代，当先天“营养不足”的中国军队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时，他们的奋楫与沉戈，高亢与酸楚 1945年3月24日，蒋介石一行观察中国青年军。左起：蒋介石私人幕僚长陈大庆、蒋介石 　　对于军事和历史爱好者而言，一些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将领早已耳熟能详，他们的军事才能也经常成为争论的话题。然而如果战争的胜负仅仅由将领的军事才能支配，必是只见皮毛不见经络。在杰出将领的背后，必然有一套庞大的军队制度体系在隆隆作响，这套幕后的制度是否有效运转，要比台前的将领才能更为重要。 　　台湾历史学者张瑞德1986年博士毕业后奉召入伍，被分派到史政机构，由于职务上的便利，可以进出库房，调阅大量历史档案。他的著作《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就从人事制度上对国民党军队进行“解剖”，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各阶层人员的组成和素质，以及任免升迁、奖励惩戒、待遇福利、参谋制度等人事制度，还分析了中央与地方的人事关系，梳理出人事体制与战力之间的联系。 耗时两到三星期教士兵识别阿拉伯数字 　　“一支军队如果成员素质低弱，即使部队的人数众多，其战力也不能强大。”张瑞德通过大量的史料，向我们展现了国民党军队素质不高、人事制度落后，可谓既无巧妇也无米的情况。抗战时期，陆军高级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军校毕业生所占比例高，战时为黄埔军校所取代。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军校的训练相当浅显，时间短促，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训练极为有限。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来，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不难，经常是一战升一级，基层历练经验有限。战前德国顾问曾告诉蒋介石，如果一个军人没有充分担任下级军官的经验，必然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美国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的评价甚低，“在我所接触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在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只能怀揣着20年前所学的知识和有限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其捉襟见肘可见一斑。 　　除了军事教育质量不足，升迁过速外，指挥官的分外责任和杂务过多，先进国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平日除训练和自我充实外，其他事务均可以“大撒把”，交给参谋等去处理，原因在于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具备。而中国近代指挥官整日忙于琐碎事务，忽视教育训练，甚至把交际应酬作为“核心事务”。一些中下级军官也不得不“面面俱到”，不仅要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还要去计划柴米油盐、弹药等补给，去处理逃兵问题，个个忙得焦头烂额。 　　配备幕僚体系可以帮助军官卸下沉重的杂务，近代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而国民政府执政仅10年，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截至1937年，陆军大学仅仅训练出不到2000名参谋人才。1940年的国民党军队有一半以上的参谋不具备基本学历资格，一些地方部队“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一些参谋连使用地图的技能都不具备。 　　士兵的素质也普遍不高。一位将领在广西宾阳测验一批贵州增补的新兵，发现文盲占97%。据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时任十四师排长的黄仁宇观察，“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这导致部队对普通的新兵，不仅要施行军事训练，还要为文盲士兵“补课”。教一名普通文盲士兵识别阿拉伯数字就需要两到三星期，更遑论专业军事知识。 物价高涨让士兵形同乞丐 　　抗日战争事关民族存亡，参战的中国军队在民族感情下奋勇杀敌，但他们终究要吃饭、穿衣、养家，待遇福利不可或缺。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待遇一直良好。在抗战爆发前，一名中校的年收入，比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还要多;少尉的年收入，多于小地主;即使是一名上等兵的收入，也和耕地在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相当。在长江上游的一个部队中，战前士兵薪水在扣除伙食费后，每个月还能够存下5到6元，而当时湖南已经算得上地方“金饭碗”的小学教员职位，月薪只有4元，还是以稻谷折扣发放。 　　抗战的烽火点燃了物价的导火线，物价仿佛“窜天猴”爆竹一般，从1937年到1945年，上将月薪增加208倍，二等兵增加128倍，而战时物价高涨2100余倍。 黄埔军校课堂 　　1944年，一个二等兵的收入仅能买劣质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一位上尉军官的月薪在昆明买一包洋烟稍稍有余，买一斤猪肉则不够;甚至还出现营长生女因养不起送人的怪象。高级军官待遇也有限，抗战后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的连震东，每周能让住校的儿子从家中提一小罐猪油到校拌点盐巴下饭，已经算是奢侈的享受。 　　军人购买力变差，伙食也随之变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月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而中国陆军官兵最乐观时也仅为1.6磅。副食方面更是惨淡，三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