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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美国人在上海 　　具有悠久的华洋杂处历史的上海，目前亦是中国内地最具国际化的大都会，已经拥有了30多万的常住外籍人口。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你，也许对陆家嘴附近每天夹着公文包的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并不陌生，或许对于那些工作在淮海中路附近领事馆的外交官们，也早有耳闻。 中国论文网 /3/view-7211050.htm 　　但你知道么，在这些外籍人群中，不少人是因为艺术才来到了上海，他们在这里生活着创作着。他们的作品活跃于各大画廊、展厅和艺术馆，而他们本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50年代有部著名的歌舞片叫做《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而今天，本刊采访到了三位在上海生活和创作的美国女艺术家，一起看看她们的故事吧。 　　 Joy Brown 　　如果你每天通勤都会经过静安嘉里中心的话，不知你是否留意过一组憨态可掬的陶俑。它们从头到脚，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塑造成了圆润质朴的形态。它们怪诞、拙朴、生机勃勃地用各种不同的姿势，向行色匆匆的路人致意 ―― 或怡然自得地枕着手臂侧躺在草坪上，或是坐在石凳上乐呵呵地凝视远方，抑或是手托着腮帮无辜地与你对视。这些充满人伦情感的雕塑样式的创作者乔伊 　　“在这片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新领地，我结识了新的朋友，了解了新的文化，并且更重要的是，让我亲身实地地了解了我的家族历史。” 　　1950年，乔伊出生在日本的千里山，而在这之前的一年，乔伊的全家则刚从中国徐州搬到了日本。乔伊的祖父弗兰克1908年和1910年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后来相识结婚，并在1915年生下了乔伊的父亲乔治40年。在徐州的40年间，彭永恩为徐州的教育、医疗、赈灾、交通、保护难民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日军占领徐州时，彭永恩等人借助美国传教士身份以教会学校、医院为避护所，拯救了数千名徐州妇女儿童，后来被人称为徐州的“拉贝”。 　　乔伊的父亲彭亮光在1949年搬去了日本，在日本做了25年的医生。而乔伊也就随之在千里山的小镇上度过了人生最初的18年。由于在日本长大，乔伊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日本传统美学价值观和陶土工艺精神的深刻影响。在日本，陶器常常被用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乔伊的母亲也非常喜欢收集旧的陶器。而乔伊当时作为学徒，跟随日本一位传统陶艺家学习陶器的制作和烧制陶土，同时也不知不觉地袭承了日本艺术家对艺术的态度和美学思想。 　　乔伊曾经一年制作了上千个清酒杯，但一个也没有拿去烧制。“这个经历其实是训练了我对陶土的敏锐度和直觉，而且我相信我们往往是在工作中越是细枝末节处，越能有最多的收获。我慢慢地把最初学到的条条框框变成了一种和陶土之间的默契，而并没有依据什么具体的想法或者理念，后来我意识到，当初制作的上千个清酒杯对我之后的创作都有着巨大的潜在影响。” 　　1968年，乔伊回到美国就读大学，1972年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Eckerd学院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她又回到日本并经历了四年的陶艺学徒时期。传统而严谨的日本学徒工作使乔伊从中感悟出陶土工艺的精神，并将此反映在了她的作品中，这使得东西方文化融合成为了她雕塑作品的最大特色。 　　在上海世博会筹备期间，乔伊受邀参加了2010年的静安国际雕塑展。她的作品《都市幻想》里呈现出了三个陶俑，像是三个圆润、自然、闲逸的人在无拘束地思考和交谈。三个人看上去内心安详宁静，彼此在信任地沟通，心灵自由和谐。这似乎呼应了当年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但让城市更加美好的不只是日新月异的变革，更是从外到内，彼此呼应、交融的幸福。“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相信当我们激动于我们所做的事时，我们必定是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这样一来，我们同样也鼓舞了周围的人去做他们热爱的事情，这样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就能变得更加美好了。” 　　说到在中国从事创作的感受时，乔伊说她并未感觉到文化差异会给她的工作带来太多的困难。 “唯一的问题是，是我自己不会说中文”，乔伊坦诚地说道，“这是让我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尤其是当我和中国的工作伙伴沟通时，他们非常努力地理解我想要表达的，而且对我还相当地有耐心。不过确实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说不错的英语，所以需要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借助翻译。” 　　“互相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在乔伊看来是她的作品可以在中国完成的最大的原因。 “没有团队的帮助，我自己肯定解决不了那些大件材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五年，而且也对团队的一部分人很了解了，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彼此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的。“ 　　在一个跨文化的工作环境中，乔伊认为一起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她在工作室的团队里学到了“用铜制的材料怎么才可能做出来作品”、“什么样的形态看起来会更好”，而她的工作室团队也从她那里学到了如何在视觉和触觉上更精妙地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