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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华语城市电影的本土化叙事策略 　　【摘 要】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成为显学，本文从城市与文化的角度切入，通过分析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几部电影探究全球化语境下华语电影的本土化叙事策略。华语电影中的城市构建体现出双向运动：本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但与此同时，本土文化也在积极建构自身主体性。 中国论文网 /7/view-7140383.htm 　　【关键词】华语电影;文化;全球化;本土化;叙事 　　中图分类号：J905 nbsp; nbsp; nbsp; nbsp;文献标志码：A nbsp;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122-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显学。全球化是复杂而多维度的，本文从城市与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华语电影在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新的城市观。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资本对塑造城市景观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本土文化力量如何抗衡文化全球化的垄断。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化在全球规模的普及，从麦当劳到好莱坞电影，美国文化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在全球宣扬美式价值观，“这种新的美国式的符号帝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提倡一种极端的视觉消费，将美国制造的影像植入多重话语的线路中，以产生一种跨国的记忆。”[1] 　　英国文化学者汤姆林森主张用“良性普适主义”的概念去理解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文化。他认为“全球化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与我们的文化实践、体验和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2]因此，“本土实践和生活方式日益需要放置在全球影响的语境下加以检视和评价。”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必然是文化趋同化。面对来势汹汹地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文化全球化浪潮，华语电影中的城市构建体现出双向运动：本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但与此同时，本土文化也在积极追寻、指涉身份定位，提供了身份重写和身份确认的新的可能，努力在全球化大潮中立足。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几部电影来探究全球化语境下华语城市电影的本土化叙事策略。 　　一、香港：珍视社会人文价值 　　由于分享共同的书写文字与文化传统，“九七”以来，香港电影逐渐融入华语电影的生产体系与文化语境。随着CEPA的签署，大批香港电影从业人员纷纷北上拍片，一时间香港电影愈加焕发出勃勃生机，两岸三地电影产业更是进入了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竞争的新阶段。这种跨国资本与同文印刷文化的交融碰撞也引发了人们对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便热议的香港文化身份问题的新一轮争论。 　　许鞍华是著名的香港女导演，她始终深情凝视“一切有关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感受、交流、喜悦和痛苦。”[3]其近年的代表作《天水围的日与夜》（2008）《天水围的夜与雾》（2009）和《桃姐》（2012）都聚焦香港，借助描述港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来展现全球化对地方文化的消解以及重塑香港主体的积极意义。 　　《天水围的日与夜》中贵姐和儿子张家安相依为命，在天水围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和邻居阿婆一样，都因为不堪香港腹地的高昂生活成本而搬到天水围，体现了资本全球化对城市居民无形的压迫。然而搬离城市腹地的举动虽然缓解了生活的压力却加剧了他们与亲人的隔阂。贵姐早年在工厂做工供应两个弟弟出国读书，对全家人情深意重，但现在虽然她和家安经常往返腹地与家人团聚却不能够融入其中，只能在一旁看着家人喝茶或打牌。《天水围的夜与雾》取材于天水围的伦理灭门惨案，展现了导演对香港“过埠新娘”和“人口老龄化”等现实问题的思考。”港伯”李森与年轻貌美的大陆媳妇晓玲靠综援在天水围生活，育有一双女儿。李森中年离异、工作不顺，只能搬离香港腹地来到天水围，无业在家，体现了资本全球化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问题。而四川姑娘晓玲憧憬香港的大都市生活并在工作中游刃有余，这激起了李森的嫉妒心与占有欲，最终晓玲和女儿都被杀害，香港梦碎。以“晓玲”为代表的过埔新娘的悲惨遭遇暴露了香港内地新移民的弱势地位，控诉了冷酷疏离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桃姐》取材于真人真事。桃姐是服务于李家数十年的老佣人，如今和罗杰一起生活在香港，照顾其饮食起居。桃姐突然中风，生活不能自理，便住进养老院。罗杰时常去探视她，最终送桃姐安然离去。罗杰对桃姐的态度在影片一开始时是相对比较漠然的，桃姐每日精心准备饭菜，但罗杰却并不太在意其口味，并且桃姐总是等罗杰吃完饭后再独自去厨房吃，展现了较为明显的主仆之别，尊卑之分。桃姐中风后自觉没用了，没办法再照顾罗杰，便自尊地要求住进养老院，罗杰对此毫无异议，体现了主仆之间的人情漠然。 　　如果说贵姐和桃姐的被迫搬离体现了居民对全球化资本主义逻辑的屈从，那么许鞍华对她们的处理恰恰展现了导演对香港本土经验的珍视，对香港文化主体性身份的认同。在影片的具体叙述中，导演采用大量生活细节的累积来展现邻里之间珍贵的友情，突显了香港社会文化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