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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的公共性和被设计的邂逅 　　董屹 中国论文网 /8/view-7160129.htm 　　DC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C+D设计研究中心主持建筑师，同济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获建筑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其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并曾受邀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城市化”课程客座教师，致力于建筑设计方法尤其是建筑图解理论的研究。董屹的建筑实践立足创新，保持开放的心态，其探索和关注的领域包括空间公正的建筑观、文化与消费的相互认同、传统城市的文化更新和山水城市的隐喻表达等。 　　第一次设计 　　AT：近些年来，DC国际设计了不少中小学校的项目，从最早的东部新城九年一贯制学校、慈城中学，到这两年才建成的江北外国语学校、新凯河幼儿园，能谈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开始涉足教育建筑这一领域？能否回忆一下第一次做学校时，是抱着什么样的思考和立场来进行设计的？ 　　董屹：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些学校设计并非都是我的作品，我只是参与了其中的一些，事实上只能说是公司的作品。对于公司来说，它是具有延续性和体系性的，因此我所说的很大程度上是代表DC的态度。 　　对于DC来说，第一次做学校是在2004年，当时宁波东部新城刚开始开发，我们投标中了其中的第一个住宅项目――东部新城安置区。由此获得了参加宁波东部新城的第一个公建项目，也就是东部新城九年制一贯学校的机会。当时因为大家都还是二十几岁的年龄，所以在那一时期的作品里还多少有着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国际化影响的痕迹，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追求纯粹的现代，试图将对社会的解读放在一个恒定的模式和风格之中。当时我们追求的是秩序和逻辑的结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以及被戏称为“新包豪斯”的建筑面貌。那是我们第一次提出“教育综合体”的方式，似乎是从“商业综合体”中受到启发，其目的是将所有半公共和公共空间集合起来，形成学校的一个公共活动的核心，而其他的功能空间成为与其相接的插件。 　　共性与不同 　　AT：青少年是一类特殊的群体，说其特殊是因为这个阶段是他们认知世界和建立个人世界观的重要阶段，而其对应的基础教育设施对于他们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您设计的项目东部新城九年一贯制学校、慈城中学、江北外国语学校，这三座学校建筑各自也都有着不同的设计切入点，能谈谈您在这三个设计中是否有一些共性思考的问题和非共性的着眼点？您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此外，在建筑语言上，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建筑，建筑师始终都有着对于建筑本体的思考，以及由此而传递出的语言。对此，您是否可以结合多年的实践来谈谈自己的思考。 　　董屹：这些学校设计从设计语言来说各有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共性的思考的话，那应该就是对校园公共性的探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被设计的邂逅”。学校的本质并非一个为人临时使用的设施，而是心智教育的场所，是社会的简单模型。因此，如何让学生尽可能地参与到这种社会活动中去就成为设计的关键。从教育的角度可以有教学模式的创新，但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所能做的是创造鼓励这种交流的空间。比如说东部新城学校的“综合体”模式，慈城中学的“学院化”单元模式和江北外国语学校的“三明治”模式，都是对校园公共性的不同方向的探讨。从建筑语言上，从这几个学校设计的先后顺序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文化的介入过程，我们从完全的现代主义者逐渐转向了结合传统文化的现代实践，在表达和场景塑造上更加追求本土化的意境。事实上这和我们这些年提出的“从设计中国到中国式设计”的理想是一致的。 　　突破 　　AT：关于传统青少年教育中填鸭式的学习方式和讲授式的教学模式一直都饱受诟病，相信每一位有追求的建筑师都会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创造不一样的“教”与“学”的空间，在您的理解和实践中，这“不一样”往往体现在您作品的哪些具体的方面？是教学空间的创新，还是公共空间的特殊气质？比如在江北外国语学校中，可以看出您在强调院落文化和公共性，我想知道这种考虑是建筑师个人意志的体现，还是学校办学模式的要求？此外，在教学空间上，与普通学校又有哪些不同？具体谈谈这个项目背后的故事吧。此外，这些不一样是否容易被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所接受呢？建成之后，老师和学生对其使用是否也有一些反馈呢？ 　　董屹：教学模式不是建筑师能够改变的，事实上做一个“不一样”的学校的原因往往是碰上了一个“不一样”的业主，建筑师一般都还是一个被动创新的角色。比如在江北外国语学校项目中，业主提出要使用全中央空调，这个设备策略的“不一样”实际上主导了整个设计的进程：一个不再有开敞外廊的学校一定会“不一样”。于是从这个切入点着手，建筑师才能找到创新的支点。这样由于需要形成贯通并且封闭的室内空间，整个学校从外向转为内向，垂直联系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也给我们采用的“三明治”策略提供了空间的基础，同时促使我们用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