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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时代转移与风俗变迁 　　摘要：历史进程在任何时候都在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此即所谓的时代转移。若将视野转至整个明代，其间同样存在着内在转移的变迁脉络。正德年间堪称明代时代转移的关键时期，明代风俗在正德前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正德以前，纤俭、稚质、安卑、守成是当时社会风俗的最大特质;正德以后，风尚颓靡，生活侈美，出现了一股追求艳丽、慕尚新异的风潮。 中国论文网 /4/view-7171037.htm 　　关键词：明代;时代转移;风俗;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11-05 　　“一时有令甲，一隅有风俗。”①明末清初学者孙奇逢的这句名言，大抵已经道出了时代转移与风俗变迁的枢机。这就是说，统括一代典章制度、朝廷政策的“令甲”，随时代转移而各有区分;至于风俗，则因区域差异而各具风采，即使偏处“一隅”，同样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生活习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风俗可以保持固有的地域特色，但无论人们身处何地，也不得不受到一代礼制的规范与约束。进而言之，一时的“令甲”显然也对一隅的“风俗”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明代的时代转移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历史进程在任何时候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然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段，“其间的转变会比较剧烈而且迅速，因此可以看出其中转移的迹象”②。若是将明代置诸大历史的视野下加以观察，可见明代尤其是明清之际，当属一个转变剧烈的典型时段。而若将视野转至整个明代，其间同样存在着内在转移的变迁脉络。 　　至于明代的时代转移，究竟起于何时？这一问题，则因观察者的视角不同而说法各异。自正德以后，因为各地兴起一股修纂地方志的风气。这些地方志的编纂者亦即“乡先生”，他们以社会风俗为切入点，对明代的时代转移作了相当仔细的记录。从这些记录来看，早在成化年间（1465―1487），明代社会风尚已经产生变异。③这些乡先生的观察记录，同样可以从官方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如成化时期，九卿因为灾异而上疏陈言，其中就说到当时军民的服色器用，“近多僭越”，诸如服饰则僭用大红织锦罗缎遍地金，骑坐则僭用描金鞍?及?[银的?F辔，首饰则僭用宝石珠翠。④但也有更多地方志的记载表明，正德年间（1506―1521）是明代风俗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宁夏与四川的洪雅县。⑤很多的私家记载，显然也可印证这些乡先生的说法。如清初学者张履祥根据自己对明代历史的观察，认为在弘治、正德以前，仅仅是“行有枝叶”;而自嘉靖、隆庆以后，则转而变为“言有枝叶”。⑥正是从这一变化中，张履祥才得以考察其中的“世变”，亦即时代转移。 　　综上可知，正德年间是明代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新经济因素的渐趋产生，思想文化开始由明初的保守、沉闷，逐渐转向革新、活跃。换言之，明代的社会与文化在正德前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 　　毋庸讳言，自正德以后直至明代覆亡时代变迁继续沿着内在的变迁理路而发生变化。若稍加细化，万历年间（1573―1620）堪称明代后期时代转移的转折时期。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观察应该说相当敏锐。据他所说，在万历以前，由于“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所以其治还称得上“小康”;自万历以后，尽管法令尚存，但教化已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⑦当然，还有更为细化的阐述。譬如在湖广，同样有人对自己家乡“忠厚少文”的丧失痛感惋惜，声称在成化、弘治以前，风俗尚称“椎鲁”。其后，大概在嘉靖一年（1522）、二年之间，则“声名渐辟，文物转盛，生齿繁多，机心猬起”，风俗为之一变。至万历二十五、二十六年之间，更是“密迩郡邑，车马繁会，五方奇巧之选，杂然并集”，风俗又是一变。⑧ 　　如此巨大的时代转移，其背后的因素显然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因为所持理念的不同，诸如英雄史观、政治史观、经济史观、社会与文化史观等等，后世的研究者在讨论时代转移时存在着视角与观点的差异。⑨尽管社会与文化史观的视阈渐有成为学术主流的趋势，但其他史观尤其是英雄史观同样有益于对诸多复杂历史问题的考察。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风俗史观值得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关注。他对周末以后历代风俗的演变历程作了很有建设性的讨论。首先，他将目光置诸春秋、战国之际，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变革时期。他认为，春秋之时，还可以称为“尊礼重信”，至战国时，则已是绝口不言“礼与信”;春秋之时，尚奉周王为宗主，至战国时，则绝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时，尚“严祭祀，重聘享”，至战国时，则“无其事”;春秋之时，尚讲究”宗姓氏族”，至战国时，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时，尚“宴会赋诗”，至战国时，则“不闻矣”;春秋之时，尚有“赴告策书”，至战国时，则“无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