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一种生活方式.docVIP

摄影 一种生活方式 　　我是唐浩武，来自江苏无锡。目前，在无锡市委机关任职，大家都觉得这个公务员身份和摄影师的身份有点差异，但目前来看，这两种方式在我身上算是得到了苟安吧，尽管有些无奈。我不是学艺术或摄影的科班出身，所以，至今也是一个以业余身份参与到摄影中来的摄影师或策展人。我觉得这个业余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起码不受功利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 /6/view-7160519.htm 　　我最早接触摄影是在1980年左右，那会儿还在上初中。当时觉得摄影是公家的事情，对拿照相机的人特别崇拜。但有一天晚上，我邻居家一个比我大的孩子关着门窗在干些什么，不让我进门，我就非常好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冲印照片，这也激发了我学习摄影最初的好奇心。当然，他们那时候学摄影和我们现在学摄影也差不多，一个是玩，一个也是为了泡姑娘。因为当时的业余文化活动实在是少，那时候我比较小，就跟着他们一起玩。后来，我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摄影兴趣小组，学了一点点基础。另外，走上摄影这条路也有家庭的因素。因为我父亲小时候在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上的学，上这个学校的原因是这个学校是我们唐家祖辈们创办的，这就是湖北美院的前身。当时我爷爷的两个兄弟，一个是校长，一个是留法的教授。所以，有这种因素，父母对我学习摄影这件事还是比较支持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夏天，老母亲为了让我在冲胶卷时给水浴降温，帮我去打井水……当时学习摄影还是一个高大上的事。不像现在，随便买个相机就学摄影，在20世纪80年代，相机还是一个非常贵的奢侈品。直到1987年左右，我买的第一个相机，红梅牌的折叠相机，大概不到30块钱。真正开始系统地学摄影是在1993年，我被任命到机关的一个刊物做编辑，然后也算是体制为我创造了一个学摄影的条件，我才真正走上了学摄影的道路。 　　《弄堂碎语》拍摄于2000年到2003年。在这一段时间，我主要是在学习纪实摄影，更多的是在摸索，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用了20mm的定焦来拍摄这些作品，周末基本就是在无锡的弄堂之间穿行。我记得自己拍摄这些作品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就是参考了一句卡帕说的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所以，当时我用了20mm定焦靠近拍，也算是一种探索。 　　在这个系列里，我觉得江南的弄堂是江南文化的物质基础，也是这个文化的载体。这些年拆迁得很厉害，被拆了很多。由此，原来这个弄堂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相处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的时间里，我拍摄了《农民工》系列。2006年参加了栗宪庭先生主持的宋庄美术馆的开幕展，当时是老栗和鲍昆策展的，王福春老师和我们在一起做展览，场面相当热闹。老栗是以重回现实主义的想法来策划的那个展览。标题也叫《现实主义的记忆》，我的许多作品放得很大，有两张被放大到8米，还有三张被放大到3米，受到了大家的肯定。后来，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的总编王刚也主动找到我，给我出版了《纸上记录片系列?D?D农民工》的摄影书。 　　我拍摄农民工也是很偶然的。我家里需要装修，来了几个农民工，我和他们接触下来感觉他们非常聪明也非常能干。有一次，一个小伙子一不小心用美工刀把自己的手给割伤了，伤口比较大，因为城里医药费他支付不起，所以选择回老家看病。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触动了我，我就慢慢开始把镜头对准农民工，坚持把他们的事情拍摄下来。 　　《呓语之重》，又叫《民工黑板报》。这一组作品是2005年，我拍《农民工》的时候偶尔遇到一群住在废弃的主题公园烂尾楼里的农民工，他们是搞绿化的，在那个烂尾楼里住了七八年，他们住的大厅里写满了各种文字和涂鸦。写得非常有意思，有一种原始的力量，也表达了这些农民工的本性和本能。他们也是在宣泄自己的怨气和戾气。我一面拍摄墙上的文字，一面也拍摄生活在其中的民工。后来我用底片扫描后叠合的方式将他们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现在的样子。在20世纪90年代，无锡仿造深圳世界之窗的模式也建造了欧洲城，于是我就拍摄了《无锡人的欧洲梦》这组作品。这是个主题公园，当时是非常火爆的。我一个朋友也因此发了财。他是帮这个主题公园印门票的，当时的情况是门票来不及印刷，票都卖出去了。可想而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火爆。这个主题公园火爆的原因大概是当时中国人还没有能力出国到欧洲去旅游，这时精明的商人就仿造了欧洲城，其中还有一些娱乐活动。大家都非常沉迷于这种假的道具，都想来过把瘾，这也是反映了国人盲目崇洋的心态。但是在快餐式的消费结束之后，这个欧洲城也很快就冷落了。 　　我在2005年去拍的时候，只有两个守门人在看这一大片场子，这个欧洲城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做得非常粗糙的，只是简单的模仿。但是，当时是吸引了很多无锡本地，也包括周边一些城市的旅游者。到了晚上，这里也是灯火通明，各种盛装游行的队伍把整个欧洲城弄成了一个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