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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批判及批判之后 　　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论著称，而以文化批判尤长。西奥多1903―1969）作为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其大众文化批判的基本观点尤其体现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皮埃尔1930―2003）同样是现今文化研究经常被引征的一位学者。布尔迪厄著述广泛，所做经验研究涉及消费、教育、家庭、性别等各个领域。但其致思旨趣总不离开文化问题。 中国论文网 /7/view-7151437.htm 　　阿多诺的理论通常被归于西马诸学之列（也有人认为阿多诺终结了西马而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而布尔迪厄更是以“左派中的左派”自居。无论如何，让二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共享着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但是，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曾经如此评价其哲学界前辈： 　　我始终乐于同法兰克福学派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关联：尽管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亲和性，但我面对总体化批判所流露出的那种贵族化做派，始终有种不自在的感觉：他保留了宏大理论的所有特征，显然，他不肯放下架子，胼手胝足地去做经验研究。[1] 　　透过并无恶意但不无尖锐的批评可以看出，虽然布尔迪厄在年龄上小阿多诺一代，但并无学术承继关系可言，且两者的致思范式与学术旨趣大不相同。然而如果考虑到60年代以后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另一重镇―――英国新左派及其后的伯明翰文化学派，似乎又可以看到布尔迪厄与阿多诺之间可能为布氏所未注意到的另一重亲和性。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选取几个方面比较阿多诺与布尔迪厄在文化批判领域的一些观点，并探求两者之间相似的困境。 　　一、标准化与伪个性化 　　“文化工业”（或译为文化产业）一词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辩证法》初稿中“大众文化”一词的替代。他们认为，“大众文化”的概念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德国人类学有着深厚的民俗学传统，“大众文化”一词容易使人想到民间社会生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阿多诺说： 　　我们用“文化产业”来代替表达，以便从一开始就避免拥护这种做法的人所喜欢的那种解释：即这是大众自发形成的蓬勃向上的文化，是大众艺术在当今的形态。就这样一种艺术来说，文化产业相去甚远。文化产业将人们熟悉的东西拼凑成一个全新的东西，在它的所有语言中，产品多多少少都是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做了适合大众消费的剪裁，在更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消费决定的。各个部分环环相扣，至少彼此适应，几乎毫无缺漏地组成一个体系。这既得力于今天的技术手段，又得力于经济与管理的集中化。[2] 　　民间形成的大众文化具有真实性所赋予的合法性；而文化工业来自于资本主义绝对权力的着意设计，是借启蒙之名义对大众进行的欺骗。 　　文化工业之所以成为“工业”，并非因为其与工业生产在形式上类似，而是因为它与工业生产在实质上相同，即标准化和批量生产。更加无耻之处在于这种标准化以个性化的方式呈现。阿多诺讽刺说，对于大众文化意识而言，一切都来自于制造商们的意识。阿多诺发现，在电影看似多种多样的“艺术细节”中，实际上是早已经被制定好了的陈词滥调。它们在被给定的位置发光发热，只为实现特定的目的。 　　阿多诺半个多世纪前对文化工业所做的观察在今天依然适用。近10年间国内电视台引进了大量真人秀节目，从“爸爸去哪儿”到“爸爸回来了”，看似任意挥洒的“秀”背后实际有着制作精细的节目脚本，而其中对卖点的设计也共享同样的一套逻辑。2014年有一个网络视频颇为走红，题目为“汪峰式作曲速成法：三分钟教你写一首汪峰”。视频录制者以戏谑的态度演示了汪峰式作曲的必备和弦组合，并在最后填充以汪峰式作品中“喜闻乐见”的“孤独”“流浪”“生命”“怒放”“方向”等语词，与原作之契合令人叹服不已。 　　布尔迪厄对电视新闻的考察也得到了类似的观察结果。布氏不无讽刺地引用自由主义的信条：“独占产生一致，竞争造成多元”。然而布尔迪厄认为，虽然新闻记者们的性别、年龄、知识背景、供职媒体各不相同，但是“新闻记者的产物比人们所相信的更具同质性”。记者们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有一副职业的“眼镜”，正是通过这副眼镜，他们判断什么样的信息是应该被报道的，以及应该以何种方式被报道。而在布尔迪厄看来，所有记者都戴着同样的眼镜，在收视率的支配下，追求一种奇观化、戏剧化的新闻效应。一方面，戏剧化的报道把一个事件置入一个场景和形象的程式之中，而另一方面极力夸大其重要性、严重性、戏剧性甚至是悲剧性。 　　二、文化工业批判的背后指向： 　　“非同一性”与“场域” 　　仅就布尔迪厄对电视媒体的批判而言，布氏与阿多诺在许多观点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在上文的一些引述中，二者的致思旨趣的差异已经初现端倪。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与其对同一性思维的深恶痛绝密切相关。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有言：全体是不真的。对同一性的拒斥与阿多诺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