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关的特色腐败.docVIP

晚清海关的特色腐败 　　近年来，多家媒体发表过多篇关于“英国人赫德主持的海关是晚清唯一清廉的衙门”的文章，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罗伯特50年。他曾很坦诚地说，晚清的中国海关是半殖民性质的“一个非正常的机构”。它是一个隶属于中国政府，却由外国人――来自那些对中国贸易额最高的国家的人――控制的特殊机构。当时，英国货物向中国倾销的数额最大，因此，在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海关的107年中，前100年都是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是第二任，从1861年到1908年，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将近半个世纪。在他任职期间出现的腐败，在腐败横行的晚清官场中别具一格。 　　在此首先应该肯定，赫德在总税务司任内，做过一些客观上很有意义的好事，不但引进了西方的管理制度，而且推动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近代实业，客观上为我国新兴工业和科技传播等作出了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促进海关行政统一、打开国门开拓近代外交、改革教育倡办新学、建设港务、兴办邮政等。在海关管理的具体环节中，大都能体现他的西方先进管理理念，例如行政管理、工作效率和人力资源等。这又体现到具体的业务环节中，例如申报监管、征税统计等一整套规范的操作规程和方法。这些做法，从技术角度看大多值得肯定，有些至今仍有积极意义。这里顺便提一下赫德治下有难言利弊的“密报考核”（有点像最近坊间热议的“告密”）制度。每逢年终，各关税务司都要为所属关员每人写一份“密报”上呈，总部人事部门据此决定个人的升降调动。这种一年一度的密报，被关员们称为“阎王爷的生死簿”。 　　但是，这个一度看似可以成为清廉衙门的海关，为什么后来却步入了穷途末路呢？ 　　特殊的独立王国 　　鸦片战争前后的海关，本来都是由清朝地方军事长官管辖的。但当时的半封建中国，全国各地是半割据状态，海关也就各自为政。清朝在败于外国列强后，总是要割地赔款，赔款的来源之一就是海关征的税款。但海关各自为政，摊分的数额总是难以统筹到位，于是清廷无法按时偿还赔款，造成违约。尽管那些条约是强加于中国的，但西方强调契约精神，清廷为了不让自己的信用染上污点，决定引进外国人才（当然是来自战胜国的人才）。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就说：“如果海关里没有外国人的帮办，如果不把这些机构置在一个划一的制度下，他们将无法处理赔款问题。”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剥夺海关监督权的总税务司就登台亮相了。因为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最大，首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赫德是第二任。海关的所有高级官员均从拿中国赔款的国家推荐而来，这样“对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将是一种充分的保证”（赫德语）。因此，总税务司领导下的海关就成了“一个非正常的机构”，也可以说是独立王国。在中国国内，它只和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发生联系，其它任何中央或地方部门都无权过问。 　　由于总税务司的特权地位，赫德得以大展身手，频频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有时在外交领域甚至担当了关键角色。海关权力不断扩大，赫德俨然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屈辱顶峰的《辛丑各国和约》，造成了数额庞大的4.5亿两关平银的庚子赔款。达成这个契约，赫德“功不可没”。按时交付这个赔款，赫德同样“功不可没”。捉襟见肘的清廷不但被迫把海关关税大量抵押，甚至还把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税也充当抵押品，并将这些常税划归海关征收。这样，赫德为英国和各“分赃”国利益工作的面目就进一步凸显了。《赫德与中国海关》的作者魏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进一步证明海关主要是为了外国利益而存在的”。不过，赫德“一人统治”（赫德语）的权力膨胀也使清廷朝野不安，同时也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怒，从而引发了一波中国官民反对海关的浪潮。到了1906年，清廷特别成立了税务处，把海关由外交部门管辖转变为财政部门的税务处管辖，以此削弱赫德的权力。在赫德顺风顺水的日子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腐败统治也很快暴露于世了。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为了证明这个海关的清廉，有人翻出从1854年到1897年的除名关员统计，只有一名因受贿革职。不过这则史料的全面内容是“内班总共181人，其中81人除名，留下100人。从名单上81人中，7人死亡，53人辞职，7人因不称职、5名因酗酒、4名因渎职、1名因经商、1名因受贿、3名因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而免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海关不是只有内班的181人，腐败也不只体现在“因受贿”一个名目下。辞职、不称职、渎职等名目下的人数如此之多，其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因此，断言这个海关在此期间只有一例腐败的结论可以算是一种统计学上的任性。 　　赫德在海关一贯歧视华人员工，使华人员工长期受压制，很难有上升通道，多数担任低微的工作如听差、轿夫、更夫、匠人、杂役等，能当上一名供事就很不错了。直到1907年，清廷对海关开始制约，赫德才不得不任用了华人张玉堂为亚东关的商务委员兼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