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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企业家和知识人的社会担当 　　日常生活有时构成了历史的最主要部分，但不能把日常生活单纯地理解为物质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充满矛盾， 并不都是吃饭问题产生的。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情感、认知，更多超越物质层面的需要、追求，可能比单纯的物质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出来的两个全新的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在晚清到民国这一段是生活得很丰富的。 　　胡适在北大做校长最后时期焦头烂额，每天都被琐事缠绕，经常睡不好觉。他一生中在北大最风光的时期，是抗日战争前做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时，他生活得何等的丰富，每个星期天是他家的开放日，任何人无论车夫、乞丐、学生、官员……都可以到胡适之先生家的客厅坐一坐、聊一聊。星期天是他太太最生气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属于他们自己家，而属于全中国。在胡适看来，还有一件比教书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办《独立评论》，这本不赚钱的同人杂志牺牲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有时候他既是主编又是校对，又要写文章。比胡适活得有趣的是徐志摩，他只活了三十几岁，短暂的人生却丰富多彩。他是诗人、翻译家、教授，但他的生活远比他这几种身份更丰富、有趣，他跟朋友们在一起从来不聊文学，不聊诗，只聊发夹、鸟的叫声等等，他对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东西都有细微的趣味。同时他们对社会承担责任，当民族危亡之际，胡适做过河卒子到美国借款，做大使，宣传抗日。 　　企业家也一样，如果企业家只知道赚钱会活得很累。许多企业家都有自己另外一面的生活，跟企业毫无关系，荣德生一生知己是梅花，无锡太湖边上的梅园就是当年荣德生种的梅花，他日常生活的寄托是在废报纸上写毛笔字，一张纸上先写小字，再写中楷，再写大字，最后给佣人去换廉价的纸烟，真是做到了一点都不浪费。他字也写得很好，画也不错，但从不送人，因为他认为不够文人标准。他毕生的梦想是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从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院，最后他创办了江南大学，他用高于其他学校的待遇聘请了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这样的教授，还请了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一流教授。学生经常可以听到高水平的讲座。可惜这个学校在上世纪50年代院校合并的时候被废掉了，存在的时间很短。他还创办了图书馆，有10万册图书，现在无锡图书馆有一个专门的荣氏文库。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企业家的生活也可以非常丰富的，他在做公益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快乐的，他曾经想在无锡一带造1000座桥，建立一个公益基金千桥会，已完成的就有几百座。 　　那个时代这样的人很多，我常想到中国的四个城市，重庆北碚，抗战时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在那里，冰心、老舍等很多作家都搬到那里，那是卢作孚从1927年起十年时间建设的，他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很多学校、公园、电影院、剧院，还有报纸、工厂、铁路、煤矿。北碚建设比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都有成效。抗战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都到了北碚，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卢作孚搞的才是真正的乡村建设，把一个小小的、落后的北碚建成了中国的文化城。那里成了抗战时期的一个文化中心。今天到北碚还可以看到不少当年建设的遗址。 　　厦门集美是陈嘉庚的故乡，他把毕生所赚的钱都献给了故乡，创办了厦门大学和集美的一系列学校，从中学到专科学校。所以叫集美学村，都是陈嘉庚两兄弟出钱办的。今天我们看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就知道一个企业家可以改变一个城市。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张謇，今天到南通，没走几步就能闻到张謇的气息，他把南通从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县城建设成了一个近代化的城市。在企业成功后他大办学校，还有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剧院、俱乐部，几乎是一个人缔造了一座城。 　　第四个城市就是无锡，从梅园、荣巷到荣家第一家茂新面粉厂的遗址（现在是工业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个企业家可以对社会、对一个城市有这么大的贡献，比知识分子写在纸上的更要实在，它是落在大地上的。当然，他们本身就是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企业家，他们跟知识分子的交往很多。 　　棉纱大王穆藕初跟蔡元培、蒋梦麟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想捐钱做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大家一致认为是教育。他愿意捐五万大洋资助北大毕业生到欧美留学，他不参与任何运作，由蔡元培选人，胡适、蒋梦麟等帮助选。1920年他们挑选了六个人，包括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等……后来他又资助方显廷、张纯明等学子出国留学，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都学有所成。此外，昆曲如果没有他的资助，也许早就亡了，他在苏州办了一个昆曲传习所，培养了一代传字辈的昆曲演员，把昆曲这个绝学继承下来了。这些人既不可以单单看成企业家，也不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一般他们都是在第一桶金到手之后就开始做公益，而不是等到非常富有之后才开始，他们从小做起，到最后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穆藕初的幼子穆家修说他爸没有给他们兄弟姊妹留下任何遗产。张謇、卢作孚也是什么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