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经济发展.docVIP

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年—1949年欧洲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固守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出后，中国手工业日趋破产。中国牢固的经济体系，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总之，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把中国推向半殖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平衡，使中国经济进入殖民地经济时代。但从客观说，它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瓦解了牢固的、落后的经济体系，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农村被榨取的情况日益严重。就对外贸易说，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比七十年代增长一倍以上，其中鸦片和棉布各占五分之一，棉纱从七十年代初的百分之三跃增为百分之十四强，开始占重要位置的商品有煤油（输入农村做灯油用）、染料、针等物。中国市场进一步被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被破坏了。中国输出的货品茶丝两大宗从七十年代初的占出口总值百分之八十，减为不及百分之六十。大豆（百分之一强）、猪鬃、皮革、油菜和短绒棉花（百分之五弱）等农业品和原料都是被搜刮出口的对象。于是农村阶级关系的日益紧张，自然就不可避免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但此时的工业尤其是采矿、航运、铁路等大型产业部门仍然是由政府以官办的形式垄断经营。这些官办企业的组织形式、管理及经营方法与古代官营手工业作坊或官办矿场并无质的分别。除工业、运输业有一定的发展外，其他近代经济部门如银行业还尚未萌芽，因而以调整近代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经济立法当然也没有发生。到七十年代，继承了古代官办手工业的一切弊端的官办企业陷入了困境，再加上政府委派的企业管理人员对近代机器工业的无知，它们几乎已经无法进行再生产。甲午战败以后，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对官办企业不可能继续投资。这一局势迫使清朝政府改变原来完全由国家垄断一切重要产业的经济体制，迫使其允许私商参与上述产业的兴办，因而具有近代化色彩的经济管理法规应运而生。 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于1903年8月设立商部，作为统辖全国农工矿商诸业的最高领导机构。商部仿日本下分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分别管理招商、农务、路矿、工商等方面事务。新设商部要求实行服务性管理，要求在所有商人求见或投递禀牍及面诉商情自当输诚以待，破除京外衙门吏阻隔之弊。1906年7月实行官制改革时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1907年6月，将原属农工商部的交通及邮政事务单独划出，新设邮传部作为最高交通运输管理机关。地方商务管理机关则渐有垂直之象，先是商务局改隶商部与地方督抚双重领导，其后于1908年5月各省设立的劝业道也被置于督抚与商部双重管辖之下。新政时期工商管理体制的又一重大变化是设立商会，实行商会自治管理。中国古代自唐朝始，政府要求同一地区的同业商人组织行会，一方面负责管理本行对内对外事务，另一方面又代表本行业商人接受政府分配的各项摊派任务。其对本行业的管理主要出于维护本地区本行业的行业垄断利益，对本行业成员的原料、市场及生产规模实行限制性分配，不允许行业外人员从事本行经营，以避免内外竞争，因而具有较强的行业与地域狭隘性。此外，由于行会为政府所扶持，因而也是政府勒夺商人的一个中介机构。1904年1月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改变了古代这种狭隘的行业管理模式。首先，商会是更大地域范围内所有工商业者的联合会，不再是较小地域某一具体行业的组织。依《商会简明章程》，商会最高可于省范围内组织。其次，商会的对工商业的管理方法不再是行会的壁垒式限制性管理，而是广泛地联络工商业者，为工商业者提供诸工商信息、商务合同公证、商务仲裁以及引导商家采用新式记帐方法等项服务，以促进工商各行业的共同发展。再次，商会还应当协助政府对工商业活动实行调控，对商人攸关民生日用各物，无故高抬藉端垄断等情，予以稽查并适当处理，以维护社会利益。 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其“黄金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振兴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法令，燃起了民族资本家振兴实业的热情，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虽然从政治上来说，刚刚诞生的革命政权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连年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政治黑暗腐朽，近代中国历史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谷底，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却出现了一个“经济奇迹”。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暂时缓解了西方列强侵略的压力，进口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