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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美国四位外长的交情 　　美国国务卿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时的主要伙伴。美国国务卿的权力比多数国家的外长要大，是美国政治架构里的第5号人物，礼宾排序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兼参议长）、众议长、临时参议长。 中国论文网 /5/view-7080858.htm 　　基辛格、奥尔布赖特、鲍威尔、赖斯这4位国务卿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我和他们有过比较多的交往。 　　基辛格：被“忽悠”去澳门 　　基辛格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著名的战略家。他先后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人。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是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中美严重对抗、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人物之一。1971年他第一次秘密访华，并于次年陪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双方谈成著名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挑战这一立场。”这一经典表述是基辛格正式提出的。2009年，一位中国台湾学者问他：“38年后，您会不会修正这个说法？”基辛格很坚决地说：“不，如果我们现在要重写公报，只会用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观点。” 　　2012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双轨高层对话会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永龙问基辛格当时是怎么想出那句话的。他说：“这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是第一个使用者。当年我和周恩来总理谈判很艰难，我讲的意见周不同意，周提的方案我不同意。我们从北京一直谈到杭州。在西湖时，我想起看过的一份材料，美国国务院两个年轻外交官提出这个表述，但被上级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提法也许可行，想不到提出一试，中方就接受了。”对双方来说，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个表述是最大的公约数。那天晚上，我是研讨会有关台湾议题的中方主持人，我利用同基辛格一起去洗手间的机会赞扬他在关键时刻虚心向部下学习，并说：“你看，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点头称是。 　　离开政坛之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时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充当中美之间重要的非官方渠道。 　　2009年5月，我和基辛格一起去参加澳门理工大学校庆。我原先得到的消息说，基辛格表示，李肇星去他就去。我到了澳门后才知道，有人对基辛格说：“李肇星已答应去，他希望你也去。”反正我们一起被“忽悠”去了一趟澳门。 　　演讲前，基辛格抢先向我建议，两人都把演讲费捐给四川汶川地震灾民。基辛格当时虽然已经86岁高龄，却坚持要站着发表演讲。他说：“现在站着演讲是我唯一的体育运动了。如果我坐着演讲，那就表明我的生命力不行了。” 　　在基辛格的坚持下，我和他各讲半个小时，各回答问题一刻钟，一共45分钟他都是站着说话。我在开场白中说，当基辛格博士197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在遥远的非洲工作，根本没想到会和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同台。我曾非常仔细地研读了基辛格参与起草的中美《上海公报》，并且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好外交官，就必须从基辛格身上、从大洋彼岸学很多东西。 　　2009年底，基辛格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见到我时，基辛格来了点儿幽默。 　　他说：“李先生，你看我的眼睛。我有只眼睛动过手术，现在看不见了。” 经常和老朋友基辛格亲切交谈。 　　我安慰他说：“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说明你的手术做得很成功。” 　　他说：“是的，手术的效果很好。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却得到两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书法有改进，原来我的字只有我的秘书克里斯能认识，现在大家都能认识了。二是现在精力更集中，看问题更准确了。” 　　我忙笑着说：“那恭喜你了。” 　　有一次，国内有家电视台拍摄了有关基辛格的节目，找到基辛格请他提意见。他友好地拒绝了，很幽默地说：“相信中国朋友说的和报道的都会比我本人更好。” 　　2011年，基辛格带着他的新著《论中国》来北京。当他把这本600多页的英文书赠给我时，不无调侃地说：“李，这本书的作者并不伟大，但你要是能看完它，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读者。” 　　美国人大多坦诚、直率。和美国人打交道不能假客气，如果我说一定会读完你的大作之类的客气话，基辛格也不会相信，不如实话实说。 　　我笑着说：“我恐怕难以从头到尾读完，但会仔细阅读我关注的部分，争取当半个或四分之一个伟大读者。” 　　这位“伟大的作者”听了很高兴，说他也是忙里偷闲，有选择地读书。 　　在聊天中，基辛格还问我：“李，我一辈子与无数人打过交道，你知道我当国务卿的时候与哪个国家的外长打交道吃过亏吗？” 　　我想了想反问他：“苏联外长？” 　　他说：“不是，是一个小国的外长。” 　　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么精明的人也会吃亏。” 　　他说：“高明的外交是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便宜，同时又让对方能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