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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悼念袁庚? 袁庚提出将蛇口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并愿意担当“实验员”，当年是了不起的壮举。 中国论文网 /3/view-7208371.htm 　　2016年1月31日凌晨，袁庚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 　　悼念的热潮方兴未艾。理由有两个：第一，作为改革开放早期（1978年至1982年）为中国改革开放左冲右突的地方大员，袁庚的离世，意味着属于这一代人的时代，在落下帷幕。怀念袁庚，也是怀念那个时代。第二，袁庚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他提出将蛇口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并愿意担当“实验员”，当年是了不起的壮举。 　　197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使用了特别醒目也特别振奋人心的标题：《光明的中国》。中国怎样才能“光明”？取决于发展速度问题！社论指出： “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把“四个现代化”意识推向全国。 　　1978年5月，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历时一个多月，在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瑞士五国进行考察，考察报告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建议。 　　横向的比较使中央高层意识到：我们经过了30多年的奋斗，“赶超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现在比人家落得更远;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 　　7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以及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谷牧，召开经济工作务虚会，专题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进度的问题。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理念，比如强调要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后，一个个略显躁动，也必然有一点点盲目的改革计划，在不同的部门酝酿着。 　　袁庚所在的交通部迈出了第一步。 　　1978年10月9日，袁庚主持起草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后，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请示”中提出了“多方吸引港澳和海外游资”发展经济的思路。今天看似不起眼的几个字，冲破的却是我们常常自豪的“一无外债，二无内债”“不用西方资金”的传统观念。而文件中“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屏蔽的词汇，透着新鲜，也透着危险。 　　袁庚提出这样的思路，源于香港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冲击。 　　1975年10月，袁庚恢复工作，任职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上任后，他接受部长叶飞委派调查香港招商局经营状况，并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袁庚后来说：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处于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一旦和外界接触，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感。 　　袁庚的建议契合了萌芽中的上层实行改革开放的思路。10月12日，这份“请示”被批准;10月18日，袁庚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 　　1979年1月31日，袁庚经过思考，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谷牧的支持下，在宝安县蛇口半岛2.14平方公里土地上，创建蛇口工业区。这块土地是中国打开国门的开始。 　　袁庚冲破既往思想意识形态的牢笼，在荆棘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他也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 　　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历史，说到底是思想意识形态上开拓与守旧的艰难较量。1984年11月28日，袁庚在“当代香港经济研讨会”发言时说：“我在蛇口，也接触过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他们很喜欢问：你们蛇口工业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从老祖宗处找不到你们这样的模式，我往往回答：我也不晓得，让实践去回答吧！或者说，我们愿意接受实践法庭的审判。” 　　袁庚实际上是既往思想、价值观念的挑战者。即以袁庚经过审慎思考所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而言（后两句因考虑当时社会的承受力而主动撤掉），第一次将时间、金钱、效率等这些原本属于国人心中的“资产阶级”话语体系的名词堂而皇之地见诸媒体，在成为影响当代中国人思维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的同时，所遭受的责难也常常上升到姓“资”姓“社”的吓人高度上，以至于直到1984年总书记邓小平认可这个口号后才能安然地矗立于蛇口。 　　同时，改革的主导者是人，除了价值观念的差异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是能否成就一项事业的基本因素之一。袁庚也是人，开拓中的蛇口在艰难行走中，也充斥了观念冲突、人事纠葛，尤其1984年以后著名的“袁熊大战”――袁庚与时任蛇口工业区管理局局长熊秉权的摩擦。虽然这种摩擦不关乎个人恩怨而只是对于改革方向的趋向不同，但客观上也影响到蛇口改革的进程。而放眼改革开放的历程，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基层的决策人，类似“袁熊大战”之类的争论，不在少数。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改革巨变中必然会出现的冲突。 　　由此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