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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用基础及实现路径 　　摘 要：我国宪法宣誓制度以增进宪法权威为功能取向，以通过仪式激发内在约束为效用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首次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范和设计。对比宪法宣誓的制度要素，考察宪法宣誓的现实需求和运行特点，可得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实现路径。 　　关 键 词：宪法宣誓；制度要素；效力实现；效用基础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2-0084-08 　　收稿日期：2015-09-16 　　作者简介：顾??樱?1989―），女，河南南阳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与行政法学。 　　“法治”的前提是“宪法之治”。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范和设计，初步搭建起了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总体框架。如何保证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发挥实效，需比照宪法宣誓的制度要素，深入把握宪法宣誓的现实需求和运行特点，以细化其具体运作。 　　一、宪法宣誓何以产生效用 　　（一）宪法宣誓的内涵渊源 　　宪法宣誓制度是指国家元首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就职前向宪法宣誓效忠的制度，是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仪式。[1]宪法宣誓以宣誓这种特殊的仪式为外在表现形式，并以此获得外在效力。 　　宣誓是担任某个职务或参加某个组织时，在一定的仪式下说出表示决心的话，常见的宣誓有总统就职宣誓、入党宣誓、入团宣誓等。宣誓制度起源于古代奴隶制诉讼，目的是利用宗教信仰从心理上约束诉讼参与人，使其忠实于案件事实真相。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中就有若干条文关于宣誓程序及法律后果的规定。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也有宣誓的规定，称为“诅”或“诅誓”。《周礼“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说文》释：“请神加殃曰诅。”意思是盟誓人所说如是假话，则请神加祸于他。古代生产力低下，人类认知能力有限，基于对神明的忠诚和敬畏，人们求助于超自然力以使违反神灵旨意者受到惩戒。随着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祛魅和智识开启，社会控制方式从偏重内心的道德、宗教约束转向偏重外在的宪法或法律约束，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古代宣誓制度走向式微，宣誓也随之退去法律效力，仅在诉讼程序中强化证据的真实性。 　　近现代以来，宣誓作为一种神圣的仪式自然地为宪法制度所引入，形成了宪法宣誓制度。宪法宣誓制度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和1700年《王位继承法》。现代宪法宣誓制度则以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和1919年《魏玛宪法》为起点，更多地承载着对一国的民主与宪政制度的确认。正如孙中山所言：“今世界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宪法宣誓可以概括为是相关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特定的程序宣读誓词，表达拥护或效忠于宪法的政治行为。宪法宣誓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得以确立，并成为其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 　　（二）宪法宣誓的效用基础 　　从上述宪法宣誓的渊源发展来看，随着历史的发展，当宣誓这个在古代极具法律约束力的概念被弱化为只需要道德和良心进行约束时，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环境下，人们已经无法预期宣誓所能起到的真实作用。因此，如何保障宪法宣誓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流于形式，需探究宪法宣誓的效用基础，即宪法宣誓何以在我国产生效用。 　　作为一种政治宣誓仪式，宪法宣誓效用基础包括外在表现和内在机制两个方面。就外在表现而言，宪法宣誓是借助仪式的程序规定获得外在效力的。如《决定》中将宪法宣誓的目的、主体、誓词内容、程序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通过这些程序规定，宣誓者在宣誓仪式中获得某种身份，即由决定任命或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而宪法宣誓的外在效力即表现为通过宣誓仪式程序获得身份的效力。誓词内容对履行职责的表述则通过“承诺”的形式传递出宣誓人知晓且承认自己的职权职责，并将为自己的履职行为负责。 　　相较宪法宣誓的外在表现，宪法宣誓的效用基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在约束。宪法宣誓可以激发宪法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共识的重现和回归，使参与人从神圣的仪式中经历神圣的体验，唤醒参与人的宪法情感，使社会价值共识回归社会生活，形塑并整合社会秩序。参与人在庄重而神圣的环境中产生某种心理应激，这种心理反应使参与人将某些外在的规范性因素转化为自身内在的激励性因素，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其对仪式所体现的价值予以认同与遵循。伯尔曼曾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法律虽对人们的行为形成外在约束和调控，却必须依赖内在的约束和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现代社会，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