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的两位导师.docVIP

我在北大的两位导师 　　北大的钱理群与陈平原先生，是当今学界的两位巨擘。 20年来，我在北大“偷听”了钱理群、陈平原等北大教授的课程，自以为从中学得一鳞半爪的治学路径。 中国论文网 /5/view-7169981.htm 　　我利用这偷学来的“功夫”，从事曹聚仁、柳氏文化以及家谱文化的研究，居然事半功倍，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从内心里我非常感激北大教授无私的教诲。 　　钱陈教授的为人和治学，各有千秋，其人一胖一瘦，一感性热烈，一理性冷静，一大处着眼，一小处着手，一一呼百应，一曲高和寡，但他们的学术同样掷地有声，他们同样珍视知识分子的桂冠，他们同样最重视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他们的课程同样最受学生的欢迎，他们同样也最爱护自己的学生，包括在北大旁听、考研的“北大边缘人”。他们同样在北大享有盛誉，钱理群先生虽然已经退休，但他现在仍在发挥余热，学术著作接二连三的出版，非常热心学术的传播，得到校内外人士的普遍尊重。而陈平原作为“一介书生”，以他孤傲不群的学术个性，近年掌门北大中文系，也是令人欣慰的。 　　在北大，我没有固定的导师，由于我听钱陈两位先生的课程最久，收获也最大，我从心底里也往往将钱陈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学术导师”。 　　我觉得北大中文系如果缺了他们两位教授，肯定会逊色很多。我深知钱陈教授是两位非常勤奋的务实的学者，他们不图虚名，唯求真理和学术至上。我只有扎扎实实将他们身上的闪光之处，拿来照亮自己黑暗的心灵，使自己不断成熟，并学有所成，唯有如此，我才对得起我的“干娘”――北大以及北大的恩师们对我的栽培之恩。 　　精神导师钱理群 　　钱理群教授，祖籍杭州，与我算是浙江的大同乡，对于我这位乡土味特浓的人来说，总是很有亲和力。 　　我在北大游学、创业的20年中，从内心里总是将钱理群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我与钱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来北大之前的一年。记得那时，我正在家乡浙江浦江负责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工作。 　　1995年7月份，我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时的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恰好是我的浦江老乡，他非常热情，主动邀请了钱理群教授，撰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给了我，这是我结识钱理群教授之始。 　　1996年3月14日，我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就选修了钱理群先生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钱先生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 　　在北大20年中，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钱理群先生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会尽量赶去聆听，有钱先生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 　　记得我刚开始听钱先生的课程时，我买了钱教授的《周作人传》，在课后请钱先生签名留念，他也爽快满足了我的愿望。 　　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在钱教授讲周氏兄弟的讨论课上，我也向钱教授提了个问题，希望他能谈谈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钱教授也很认真谈了他的看法，他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但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的。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钱教授给我这样一位旁听生如此认真的回答。 　　我与钱教授平时很少说话，在中文系办公室或校园里，虽然经常见到钱教授，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欢提布袋），走路兴冲冲的，很忙碌的样子，碰面了我都会郑重地问候一声，他也都是一脸如来佛似的和气，点点头，算是给你最善意的回敬了。 　　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也没忘了请他做学术顾问，每一期的《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也总是不忘在钱教授的信箱塞一份。 　　钱先生，有一个大大的脑瓜，秃顶了，聪明绝顶的那种，穿着朴素，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讲课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 　　钱先生一度被他的学生奉为北大的“精神领袖”，因为他是一位有自己见地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同时他还是一位不图虚名的长者，对于求知者，他都一视同仁，都给予最切实的关心和帮助。 　　在北大，他除了非常爱护有北大学籍的北大学生，同时他对那些来北大求知的“精神流浪汉”，更是鼓励有加，因为他知道这一群来北大求知的“北大边缘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式学生更加迫切，他们为了求知要克服的困难也往往比正式学生多得多。 　　我就不止一次在听课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先生公开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与支持，也无不博得全场的同学热烈的掌声。这对于每一位北大边缘人来说，好象是久违了父母之爱的孤儿，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爱抚一般，给这些坚强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爱般的鼓励。 　　我有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