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魅力常在.docVIP

现实主义的魅力常在 　　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我一直关注着实力派作家的创作动态。近几年来，一位本土作家的小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位作家就是李文方。他开始文学创作很早，但近几年小说写作呈爆发式增长，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作家出版社2014年推出他的小说集《飞行猫：哈尔滨故事》，其内容触角和文学功力，已令我觉得非同凡响。而当我从《北方文学》2015年第2期上读到他的中篇小说《包头十三嗨》时，更深感震撼。这部长达八万字的小说，出现在一本以刊登小型作品为主的文学月刊上，本身就令人惊叹。在纯文学，特别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被边缘化的特殊环境下，《北方文学》的编辑决策可谓有见地有胆识。 　　《包头十三嗨》描写松花江岸边最后一位民间二人转包头艺人的人生经历，并通过这位艺人的遭遇，将社会时代变迁、人世与人事的推演，还原到人生存的最为本体的生命状态，而恰恰在这还原的过程中，超越了当下，走向了人性的深邃境界。作家的这部小说，无论思想感情，还是构思布局，以及写作手法，都忠实于本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就我个人而言，这部小说的力度，就在于它在新时期，以无法抗拒的感人效果，彰显了现实主义的魅力常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活力无穷。 　　现实主义的魅力首先在于其能反映真实生活，从而记录人类历史的原生态。《包头十三嗨》在精致写实与透视历史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故事以二人转包头艺人邵喜玉一生为主线，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最贴近民间大众的生活为基本内容。主人公邵喜玉七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曾发生过残酷的战争、匪患、饥饿和急速的社会变革，作家并没有着力去铺开这些，而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讲述，把历史变成一个普通百姓琐碎、简约的平凡生活故事，让读者去品味那些与自身经历仿佛相似但又迥然有别的生活真实，这是艺术对现实主义的皈依，也是文学在民间化世界的重铸。在作品中，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东北民间特有的文化氛围，主人公邵喜玉的一生都是民间文化形态的体现。邵家住在名为“神仙洞”的小村，邵喜玉出生时的传奇，有着民间传说动物救主的经历。邵家第八个儿子，出生不到半年患上了天花症，患上这病在当时意味着绝症，被家人抛弃在外屋北窗下，这个地方是家中刚出生的狗崽花花的地盘，因为狗崽花花他得救了，然而狗崽花花却传染了天花死去了。从此，他有了小名叫做小狗替儿。这是个民间化、泥土化的名字，没有深刻的意义也没有高雅的诗意，只是一个具有民间气息的社会化的文化符号。作者赋予了笔下人物的单纯性，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同时也暗示权力或传统看似决定一切，其实对人物命运并不能产生过多的干涉与操纵。主人公有着自己的人生活法，他会以自己的意志立场和思维方式依托自身所在的生存背景来处理和应对世间的一切。所以，邵喜玉虽然出生在乡村大户但并没有按照惯常的人生或仕或商的路途，而是选择做一个民间“蹦蹦”戏的包头。“蹦蹦”现在叫“二人转”，是东北民间的一种戏剧形式，其演剧形式是演员二人，一饰女，名为包头（即花旦）；一饰男，名为丑儿。邵家是大户，小狗替儿七岁那年请来了江北有名的香班子“柳三卯班”，也因为这次的仪式，长得秀巧的小狗替儿被班主柳三卯相中，小狗替儿的“蹦蹦”生涯也从此开始。他有了大号邵喜玉，但因为他学“蹦蹦”而不能叫，所以，他有了艺名“替八浪”。“替八浪”当包头，扮旦角，兼打锣鼓镲，十年走遍松花江北岸。无论是“小狗替儿”和“替八浪”，这样的名字只存在于民间，在民间主人公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 　　“邵喜玉”是主人公体制内的名字。但在民间一度向体制靠拢后，他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始终属于民间。土改过后兴起拥军高潮，邵家唯一适合参军的只有邵喜玉，他参加了担架队，赶上的是民主联军攻打四平城的第三次战役，战斗异常惨烈，但是战场血腥的残酷却因为邵喜玉的一段单过口《王二姐思夫》而顿时温情四起，而这段单过口是在有人发现邵喜玉就是当年有名的二人转包头“替八浪”时才唱起。敌我军营同时被震撼，那一句“都是家乡人，唱吧……”足以说明了民间艺术的生命力。蹦蹦从原本的包头、家什的形式到只剩下大板、碎嘴子再到单过口，可见民间没有规范、限制，它是自由活泼的。战争过后，邵喜玉本来可以和所在的担架队一起返乡，可是部队说他的小秧歌对前线战斗很有用，升他为鼓动员，留在部队。意外地在部队他救了十三岁的孤女陈玉儿，逃离前线回到家乡，城市孤女成了邵喜玉后来的妻子。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农民只要风调雨顺就能过好日子，回乡后邵喜玉娶了媳妇还上饥荒过上了好日子。其间县剧团来招收演员，邵喜玉参加了考试，可是无论他的唱腔是如何好，但他只会二人转唱包头，不会编新词写新戏，眼睛不好也不能学新戏，最后落了考。从此，“他再没抱过进入正式剧艺团体的念头，终生在体制外辗转。他知道，自己会的这些东西，作骨生牙，就是属于老百姓的，只能生在民间，长在民间，啥时候断了线，死也死在民间”。“文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