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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对苦难的肯尼亚人 　　 中国论文网 /5/view-7199447.htm 　　环境恶劣、物资困乏、疾病困扰――肯尼亚人似乎身处苦难的深渊，但他们天性中的无忧无虑让他们始终笑对苦难，对生活充满希望。 　　在当地的诊所门口，我见到了一位皮肤黝黑、衣着鲜亮、身材已经有些发福、年纪大概在50岁左右的非洲妇女。“我叫帕梅拉。”她一边用英语做着自我介绍，一边非常明媚地笑着，“走吧！我们先把你的行李放到你的住处。” 　　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帕梅拉一把拎起我的大行李箱，用双手撑着顶到了头顶，一晃一晃地走在我前面为我带路。“我来拿吧！我来拿吧！这箱子有滑轮。”刚缓过神儿来的我连忙说着，但我的这位引路人只顾着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保持着那开朗的笑容，丝毫没有要把行李箱放下来的意思。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帕梅拉一直都把行李顶在头顶，直到走到了一条平坦的小路后，她才将行李箱放下拉着滑轮走。 　　我的行李箱重约40公斤，里面装了许多非洲当地没有的药物，例如被当地称为“魔法膏”的维什涅夫斯基氏软膏――由松溜油、塞罗仿、蓖麻油制成，外伤敷用，是治疗伤口化脓的最好药物，在非洲的贫民窟是不可能找得到的。我还带了一些给孩子们的鞋、玩具等，因为我在来之前得知乌摩加村医院附近有学校。帕梅拉一路上不停地和我聊着她曾经当过老师的那所学校。 　　初到肯尼亚的所见所闻，和热情开朗的帕梅拉的结识，已经让我觉得充满神秘感的非洲似乎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没有生机。此前我在内罗毕（肯尼亚首都）贫民区工作过一年半，主要和贫民阶层打交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调配到鲁辛加岛，负责在当地建立起简单的救助机构并领导当地医务人员工作时，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天色渐黑，我和帕梅拉终于走到了为我安排的住所，这是一处带有绿色金属屋顶的房子，上面的太阳能板已经变黑，有两个房间和一个不大的厨房，厨房里还有一台烤箱，浴室里有热水和马桶，还有一些简单的家具：立柜、抽屉柜、电视、桌子、床。所有生活必需品都一应俱全，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居然为了让我工作起来更方便，还特地为我连接了网络！ 　　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我失眠了，因为我必须时不时地开灯驱赶那些不停发出吱吱声的老鼠。但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快就适应了，并成了它们的好邻居。 　　孕育希望 　　诊所位于一座砖砌楼房的一层，在我来之前诊所内部结构就已经被划分好了。左半部分是三间装饰得较为“豪华”的屋子，总共大概能放下12个床位。右半部分是医生办公室、药库、治疗室兼产房。房子的中间部分用来接待病人。这里还缺许多基本的物资，从病人需要的单人床到窗户上的防白蛉网（这里一开灯就会引来无数昆虫），我不得不去旧货市场淘并自己做木匠活。 　　许多必要的医疗设备在这里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在这里建立诊所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提供救助，然后将重病患者送往市镇的大型医院。距离乌摩加村最近的镇也有几公里的路程。 　　我还有3位同事：我的助手罗季翁，是从捷克调派来的小伙子;两位女护士，是通过综合考量从当地女性中选拔出来的。 　　我的“第一场战役”在我来乌摩加村的第二天打响了。一群孩子簇拥着几个大人飞奔到诊所，每个人都神情焦灼。他们送来了一位姑娘，她头部后仰，四肢瘫软在两侧。人群聚集到接待处，没有任何喧哗，安静得可以清晰地听到女孩沉重、嘶哑的呼吸声。由于体温过高，她的身体不停地抽搐、震颤，几秒钟后她安静了，呼吸也停止了。几十双眼睛同时向我求助，我急忙把女孩抱到病床上，冲向电话，迅速给我在内罗毕时认识的热带医学博士弗拉基米尔“是疟疾发作，给她注射奎宁，等待6小时后的奇迹吧。” 斯楚金建议道。 　　奇迹真的发生了，姑娘醒过来了。6个小时后，这位姑娘已经开始和来探望的姐妹们有说有笑了，病床周围放满了袋装炸薯片。一切都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就好像死亡根本微不足道。第二天，她自己走回家了。 　　生活依旧 　　到目前为止，疟疾是导致鲁辛加岛居民死亡的最主要原因。5年前，这里将近20%的孩子都死于疟疾。但当地人把所有疾病和死亡都看成很自然的事，刚到这里时我就很快发现了这点。这里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在内，生来就知道痛苦和快乐之间没有区别，就像出生、长大、结婚、生子、死亡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的工作除了处理外伤、医治疟疾发作外，更主要的是，我要充当一位亲人的角色。通常，孕妇们被送到诊所的时候，已经开始分娩了，临产前她们几乎已经失去意识。我接待的第一位产妇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她自己艰难地走到诊所，我和罗季翁把她抱到单人床上，让她平躺，但她却哭闹着要躺在地上（后来我才明白，当地人习惯睡草席），我们就让她平躺在地上，庆幸的是她生产得很顺利。后来，我们也没再准备产床，就这样在地上为产妇接生。 　　这里的女性生孩子的年纪都很早，十五六岁就开始生第一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自己都还是个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