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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非理性诉求的表现及其合法利益的维护 　　摘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们党和人民始终追求的奋斗目标，但要最终实现这一奋斗目标，还需要更好地实现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等多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我们党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但是，也必须清醒看到，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在人民群众当中，还存在着许多与法治建设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问题。 中国论文网 /4/view-7183296.htm 　　关键词：依法治国;利益;化解 　　中图分类号：D669 nbsp; 文献标志码：A nbsp;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0-0009-03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人们对“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反腐”的热点话题的聚焦，对法治化的强调成为其中一个鲜明突出的特点。从党内法规到发挥制度刚性，从按先党纪后国法的程序实践，再到违法官员被依法依规惩处，“依法治国”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我们党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人民群众当中，还存在着许多与法治建设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问题。 　　一、法治视野下社会群体非理性诉求的成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社会的改革转型与快速发展导致了多元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凸显甚至不断激化，为了平衡利益冲突，相关诉求必然产生，但是由于社会中诸多问题都具有复杂性，使得许多利益诉求的表达往往容易偏离法制轨道。首先，从诉求主体身份的多元化来看，不仅有农民、工人、上班族、个体经营户，而且有城市拆迁户、上访者等双重身份，甚至是多重身份的利益个体。其次，从诉求问题的客体来看，诉求问题涉及的层级也不是单一的，触及的层面不断加深，增大了诉求问题能妥善迅速解决的难度。最后，从诉求的内容来看，所涵盖内容的范围也是在不断扩大，种类多样化，往往涵盖了农村建设、社会保障、入学、就业、煤矿经营纠纷、拆迁补偿纠纷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从理论上来说，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当事一方或者双方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诉求，就是理性诉求。但如果采取偏激手段，不依照法定程序，表达自己的不合理诉求，那就成为“非理性诉求”了。近年来，随着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法制观念也深入人心，但在个别地方、一些领域内仍然存在“非理性诉求”增多或者激化的趋势，它们往往通过围堵、冲击党政机关，或堵塞交通，或威胁、侮辱、殴打工作人员，或纠缠闹事等过激行为的形式来表现，然而，往往当这些行为发生之后，它们不但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是成了事态恶化的“导火索”，演化成负面舆论的“风向标”，从而引人深思。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探究。 　　1.从心理层面来说，政府处理诉求能力滞后与群众需求无法充分得到满足之间的矛盾是主要原因。政府的宗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尽可能地去满足群众提出的合理的利益诉求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政府在履行职责的同时，必须兼顾为公众服务和实现社会公正两者之间的平衡。随着公民自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他们更多地向政府提出诉求，群众对政府办事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政府办事能力的希望值也越来越大。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体制都在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正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也不断地完善，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然而，并不是群众提出的每个诉求，都能得到政府快速有效的解决，有些诉求甚至会石沉海底，一直得不到解决。诉求得到满足的愿望落空，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矛盾就会升级，少数群众的情绪，在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很容易失控，而产生一系列过激行为，他们通过上访、闹事、围堵、游行抗议等各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有的甚至会对政府产生一种不信任感，政府在其心目中的公信力和尊重也会随之降低。 　　2.从管理层面来说，基层组织作为最贴近群众生活的管理者，没有切实做好群众工作，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凸显，社会情绪相应地表现出积极与消极并存、复杂而又多变等特性，群众的理性与非理性情绪往往交织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能够加强对群众需求基本态势的把握，在为群众服务的同时，还要能切实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工作。在农村、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学校等等基层单位，几乎都设有基层组织。作为最贴近群众生活的基层组织，引导农村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是群众工作的必然要求。基层组织理应履行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等职责[1]。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基层党组织班子软弱涣散，忽视了作为党员的先进性的示范作用，不主动联系群众、解决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