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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医学教育的基本态势和改革趋向 尽管不少有识之士几十年来一直呼吁医学模式要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是从总体上看，各国医疗实践普遍地重视技术，相当数量的医生对病人缺乏同情心，对生命感情淡薄，医患关系疏远，医疗纠纷增多，医疗费用高涨。 □刘凡丰 国外医学教育发展的基本态势 从医学（教育）体制的层面看，目前国外医学教育发展有这样一些基本态势。 正处于医学教育大变革的前夜 国际上几乎所有研究型大学的医学院都要开展科研。往往科研是第一位的，教育排其后。许多人士指出，临床类医学教授忙于赚钱，不愿教学，他们也没有兴趣从事学术研究；而学术型医学教授没有时间从事临床实践。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研究型大学医学院的许多医学研究可以在分子层次上进行，与实际的疾病案例脱离。医学界出现了“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或“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的新理念，力图找到促进分子生物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疾病诊断、治疗的合适手段。这需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教授和了解实际病例的临床医生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而这是一个难题。 美国一些学者指出，当代医学没有做到100年前（1910年）著名学者弗莱克斯纳关于医学教育改革报告中所提倡的临床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而同时，社会对医生的需求依然很大，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各地医生短缺，医学院毕业生人数甚至会少于住院医生岗位数，为此美国医学院普遍扩招。面对这样的形势，2007年Academic Medicine杂志主编在呼吁医学教育改革时提出：“需要当代版本的弗莱克斯纳报告。” 加拿大医学协会会刊的几位主编也有类似的呼吁。不过，他们更多地关注医学教育成本增加和学生学费的高涨。加拿大McMaster大学和Calgary大学开展3年制的医学教育，不过大多数医学院仍然采用4年制。他们认为，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3年制的毕业生水准低于4年制的，他们呼吁进行教学改革，以节约纳税人的开支。 医学教育的标准化 医学教育有其特殊性，在成为正式医生之前，医学生必须要通过多次严格的考试。世界各国医学界普遍制定了医学教育标准和相应的考试制度。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AAMC）制定“医学院学习目标计划”（MSOP）（1996年），还组织美国医生资格考试（United States Medical Licensing Examination，USMLE）。美国医疗行业的其他学术协会（the 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the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American Board of Medical Specialties）的相关标准，如LCME的《医学院职能与结构》认证标准，也都影响医学教育的实践。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严格的医学教育评价制度能起到激发学习热情、传播价值观、促进能力发展的作用，同时还能对公众有所交待。 1998年经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医学联合会（WMA）批准，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建立“医学教育国际标准”的研究项目。经广泛征求意见后，2001年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正式确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国际标准》，并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联合向全球医学教育界推荐。 我国医学教育必须逐步与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接轨，以推动我国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国内许多大学如南京医科大学开始执行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推进课程体系的变革。我国自1999年正式开始实施医师执业考试。2005年我国教育部和卫生部组织课题组研究制定《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已于2008年正式颁布。 全球化得到进一步拓展 医学教育的全球标准出现是医学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美国一流医学院的课程计划大都明确规定医学博士研究生要有在国外实习的经历。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医学人才培养的课程层面，国际医学界还出现了“Global Heath”的理念，多所顶尖大学在最近几年成立了全球卫生研究所（Global Health Institute），关注全球范围内的医疗卫生不平等，关注AIDS、SARS等影响全人类健康的疾病，并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开展研究和教学。 医学人才培养的美国模式受到重视 各国医学人才培养的模式不尽相同，但现在基本上都认可美国模式，即4年大学本科（理工科专业为主），加上4年的医学教育与培训，再加上若干年的住院医生训练，能培养出一流的医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一些大学如悉尼大学的医学院陆续采取美国模式培养医学生，即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进行4年制医学教育，毕业后取得医学博士学位（MD）。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加坡的医学教育改革，一位英国人建议向美国学习，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