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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的湘政建设与湖南田赋征实 　　摘 要：湖南的田赋征实是在开展湘政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实施的。农业增产运动和行政改革都是湘政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改良稻种、拓荒、植棉的途径致力于农业增产，为田赋征实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建立一套适应粮食统制的粮食管理机构与为提高基层行政效率而实行的新县制这两方面也是湖南田赋征实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些行之有效的湘政建设是确保湖南田赋征实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论文网 /4/view-7044214.htm 　　关键词：抗战期间；湖南；湘政建设；田赋征实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104-03 　　湘政建设是指抗战时期薛岳主政湖南时围绕“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六大施政纲领对湖南进行全方位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湖南田赋征实开展于1941年9月，推行的过程中，还伴随有“征购”、“征借”等征粮方式。据统计，抗战期间，湖南征实4年，成绩斐然，共征得稻谷约25 670 000市石，居全国前列[1]。湖南田赋征实无论从内容、手段，还是从成绩来看，均与湘政建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视为湘政建设环节之一，但少有人关注到此。本文拟基于湘政建设的视角对湖南田赋征实开展做一探讨。 　　一、农业增产与田赋增加 　　实现农业增产是薛岳湘政建设六大施政纲领中养民之政的重要内容，具体办法则分为“垦荒、推广良种与办理水利”[2]三项。实现农业增产为湖南完成不断增加的田赋配额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垦荒 　　抗战爆发后，农田荒废情况日益显著。湖南省政府自1938年起开始调查省内荒地，发现“靖县、晃县、芷江、绥宁、城步、武冈等四十四县，共有荒地一百三十一亩”[2]。湖南省政府因地制宜，分地区实行不同的垦荒政策。其在芷江地区采取强制垦殖政策，于1939年1月，“在榆树湾，设立沅芷垦区办事处，以安置难胞及贫农，移植开垦”。1939年，“在芷江榆树湾已垦殖田地逾二万亩，增产稻谷十万石以上，芷江百萝■至皇坪等处共垦一一八六亩，沅陵白羊坪白田头等处共垦千余亩。”[2]在靖县则以安置荣誉军人的方式，“划为荣誉军人垦区”。以垦荒的形式解决荣誉军人的安置问题。其他各县荒地，湖南以合作方式与商业金融机关一道办理垦荒，“计有长沙平江等二十二县，共垦田地一十三万八千余亩”[3]。至1944年，全省垦荒145万亩，多产粮食222.4万石[4]。 　　（二）推广良种 　　推广改良稻种是农业增产运动的重要手段之一。薛岳曾强调政府要“积极推广改良稻种，增加产量，以足民食”[5]。1939年，湖南省政府计划“推广万利籼、黄金籼、胜利籼、南特号召、帽子头、荣子枯等良种，共计面积二十万零六千亩”[2]。1941年，湖南省政府将芷江农业推广委员会改组为省农业推广委员会，隶属于省农业改进所，办理全省农业改进推广事务。湖南1939年至1941年推广改良稻种成绩统计如下。 　　■ 　　（资料来源：薛岳：《三年报政》，《湘政三年》，湖南省秘书处编译室编，1941年12月，第36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省政府推广改良稻种的态度十分积极，1939年至1941年稻种贷放的数量整体上维持了增长的势头，湖南改良稻种的种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改良稻种的大面积推广使得全省粮食总产量突飞猛进。以1941年为例，全省推广改良稻种882 540市亩，后方13省推广面积总计1 817 446市亩，湖南约占总推广面积的48.56%。湖南粮食增产527 524市石，后方13省粮食总增产1 054 400市石，湖南约占总增产量的50.03%[6]。 　　（三）兴修水利 　　1934年前，湖南山区水利失修现象十分普遍。1934年起，兴办水利、修建塘坝等工作的陆续开展，推动了全省的农业增产。1939年，“计据新田，资兴等十四县已呈报者，共修浚塘坝一千六百零七处，总面积八万七千二百十八方丈，可溉出一百五十五万余亩”[2]。1941年2月至1942年冬，湖南共计建成塘口17 543座，其中新建2 330座，共建成坝座5 480座，其中新建931座[7]。洞庭湖区是湖南的重要产粮地，也是水患频发的区域。1 939年后，针对湖区的水利管理法规不断完善，1939年，颁布《修正滨湖各县垸堤修防办法》。1940年，颁布《滨湖各县垸堤修防章程》。这些水利法规的制定，有利于湖区水利作用的发挥。 　　薛岳曾谈道：“推广良谷种，增栽好杂粮，冬耕要力行，副业成小康，兴水利，筑堰塘，男耕女织富三湘。种棉麻，栽桐茶，松杉竹木富尔家。”[8]湖南通过拓荒、改良稻种、兴修水利等方式，提高了全省的粮食产量。全省可观的粮食状况，保证了军粮民食的供应，为湖南田赋征实的顺利开展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后，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