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部分劳动教养行为的入刑规制.docVIP

论部分劳动教养行为的入刑规制 　　摘 要： 饱受各界诟病的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部分违法行为的入刑规制要引起相当的重视。在脱离劳动教养制度肆意适用侵害人权的同时，更要防范因部分违法行为入刑规制而又陷入到重刑主义侵害人权的泥淖之中。对此，应该重视人权保障，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用现代的法治观念来引导和加深公众对恢复性司法和开放式处遇的认识，发展和完善符合国际新趋势的社区矫正制度及相关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包括刑事法律体系在内的规制体系等等。通过这些举措，在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形成一个协调有序、衔接自然的违法行为规制体系，在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同时又实现对人权的充分保障。 中国论文网 /8/view-7251985.htm 　　关键词： 人权保障；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制度 　　中图分类号： D92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6）01-0052-06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将近60年，由我国的政策决定，劳动教养具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且其强制性和教育矫正性等属性自始未变[1]。其作为一种违法行为的规制措施，主要针对严重违法或轻微犯罪、处以治安处罚偏轻但进行刑事处分又过于严苛的人，填补了治安处罚与刑事处分调整的真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维护了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 　　劳动教养制度发挥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因其“转化思想、矫正恶习”的目的与改造罪犯的目标十分相近，故被称为“二劳改”。①因此，人们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也一直存在争议。随着劳动教养制度适用上的不断扩展，程序上缺陷的不断暴露，公民人权深受威胁，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改进或废除也变得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相关决定，废止了已实行将近60年的劳动教养制度，这也将导致之前由其规制的部分违法行为将转由行政法或刑法等法律进行规制。如何使刑法有效地应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使刑法对相应违法行为的规制既防止重刑主义倾向、符合人权保障的要求，又能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这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部分劳教违法行为入刑规制的原则 　　（一）人权保障 　　不能以放弃司法公正或侵害基本人权的方法来遏制违法行为或创建秩序，这是国际公认的准则。劳动教养制度原本就因对人权的侵害饱受诟病终至被废，而将劳动教养制度被废后的部分违法行为刑法化，采取刑罚这一严厉的方式，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格外的注意。有学者主张将一定年限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规定为轻罪，对这类轻罪实行简易审判，并设立专门的惩治机关处罚这些轻刑犯[2]。轻刑犯的配套设置就可以较好地衔接劳动教养制度中部分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对人权的侵害。 　　《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学术研讨中出现了诸多理性反思刑法的观点。一方面，一个国家在管理和治理中过于依赖刑法，体现了其过于依赖暴力进行社会治理和实现国家意志的倾向，暴露了该国家和地区较低的政治文明水平、较单一且不自信的管理手段、以及依恋暴力的病态的社会环境[3]。另一方面，“人权保护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4]。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部分违法行为的入刑规制。社会的治理应该更多地运用多样化、立体化的手段，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部分违法行为的入刑规制不应当成为以往简单的暴力治理，而应当要经历哲学上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实现从对刑法强制力的依赖到对刑法严密法定程序的科学运用，即这种入刑规制不但不是以往依赖暴力刑罚作为治理手段的延续，反而是借助科学严密的刑事法定程序而实现的对人权的更进一步的保障。 　　（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对于刑法之外的法律能够抑制的违法行为，不再将其入刑规制，从而尽可能地限制刑罚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如果选择较轻的制裁方法可以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就应当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而不是较重的[5]。有日本学者这样表述，即便刑法损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权益，也并非一定要施用刑法。可以说，仅仅在其余社会治理方式不充分，或者其余社会治理方式（如私刑）过于强烈、必须处以刑罚时才可运用刑法[6]。其核心思想即刑法作为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处罚的范围和力度应当受到限制，以此达到在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同时实现各价值间平衡的目的。 　　然而，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都将刑罚作为打击犯罪的有效手段，并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有效控制犯罪的增长。我国刑事立法便贯彻了这一政策，表现在犯罪的种类不断增加、处罚的范围大幅提高，显现出过长的惩罚期待和严厉的报应弹压取向[7]。而将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部分违法行为入刑规制的这一举措就有这种倾向，因此，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更应该始终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积极适应国际的发展趋势。